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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機構典藏 > 文學院 > 歷史學系 > 學位論文 >  Item 140.119/14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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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中古時期華北的山居族群 :以丁零、稽胡為例
    Mountain Ethnic Groups of Northern China during Medieval Period:Dingling and Jihu as Example
    Authors: 嚴昊
    HAO, YAN
    Contributors: 王德權
    Wang,Te-Chuan
    嚴昊
    YAN HAO
    Keywords: 丁零
    稽胡
    匈奴
    族群治理
    漢化
    Dingling
    Jihu
    Hun
    Ethnic Governmentality
    Sinicization
    Date: 2023
    Issue Date: 2023-03-09 18:42:43 (UTC+8)
    Abstract: 漢末三國以來,少數族群大量進入中原。以丁零與稽胡為代表,其中一些族群以山居為主要生活形態,並與試圖對自身加以控制的政府發生諸種聯繫。活躍於太行山東麓的丁零本居於中亞,在外力作用下東遷,成為十六國至北魏時期極為活躍的入塞族群。入塞匈奴在經歷了諸多戰火的洗禮後,其後裔進入山區與其他族群融合,形成了稽胡這一新的族群。
    政府出於獲取資源之考量,不遺餘力地在這些族群居住地區建立統治秩序,通過各種手段,軟硬兼施,試圖將這些不服王化的少數族變為承擔各項義務的編民。由於傳統華夷秩序下,少數族低下的地位與統治壓力,丁零、稽胡與政府之間衝突不斷,從十六國到隋唐,起事此起彼伏,酋長、豪強利用各種方式試圖反抗被強加的統治秩序,但多以失敗告終。
    為了改善在與政府對抗中的不利地位,丁零、稽胡均採用了一些試圖強化的手段。丁零以聯合其他族群、共同對抗政府為主要方式;稽胡則傾向於構建新的族群共同體,利用共同的宗教信仰作為宣傳武器,鼓舞士氣,對抗政府。
    在少數族不斷漢化的時代大潮中,丁零與稽胡難以獨善其身,也先後被捲入這一趨勢中。然而,二者漢化的進程卻大相徑庭,丁零從獨立族群到融合於漢人,前後不過兩百餘年;相比之下,稽胡的漢化卻直到唐代中期仍未完全完成。生活環境、外力影響、族群心理等因素造成了此二族群在漢化道路上的差異,也使得今天可見到的二者文化遺蹟保留程度大不相同。
    Since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have entered the Central Plains. Representatives of Dingling and Jihu, some lived in the mountains as their traditional life and had sizeable contacts with the government that was trying to control themselves. Dingling, who is active at the foot of Taihang Mountain, originally lived in Central Asi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forces, moved eastward, and became an extremely active ethnic group in the Serbian period from the Sixteen Kingdoms to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fter the baptism of many war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Xiongnu entered the mountains and merged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forming the Jihu ethnic group.
    For obtaining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spared no effort to establish a ruling order in the areas where the residential region of these ethnic groups and tried to turn these minorities who did not obey the authority into editors who took on various obligations. Due to traditional assimilation policies, from the Sixteen Kingdoms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uprisings of minorities occurr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many chieftains and tyrants tried to resist the imposed ruling order in various ways; however, most of them failed.
    To improve their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Dingling and Jihu both adopted some means to try to strengthen them. Dingling used other ethnic groups to figh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s the prime method; Jihu tended to build new ethnic groups Community, using common religious beliefs as propaganda weapons to boost morale and conflic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n the tide of the times when ethnic minorities continued to sinicize, Dingling and Jihu were not immune to themselves and had to involve in this trend. However,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two processes was quite different. It took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for Dingling to go from being an independent ethnic group to integrating with the Han people. In contrast, the sinicization of Jihu was not complete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Factors such as living environment, external forces, and ethnic psychology caus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ethnic groups on the road to sinicization that made the cultural relics of the two groups that can be seen today very different in degree of preservation.
    Reference: 一、傳統史料
    (一) 正史、編年、載記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魏征,《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後漢紀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崔鴻撰,屠喬孫輯,《十六國春秋》,收入紀昀等總纂,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四六三。

    (二) 地理、方誌
    酈道元撰,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楊衒之,《洛陽伽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王存,《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
    孛蘭肹等,《大元大一統志殘》,收入鄭振鐸輯,《玄覽堂叢書》,揚州:廣陵書社,2012,冊七。
    陳循、彭時等,《寰宇通志》,收入鄭振鐸輯,《玄覽堂叢書》,揚州:廣陵書社,2012,冊七—九。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穆彰阿、潘錫恩,《大清一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丁謙,《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査郎阿等,《四川通志》,收入紀昀等總纂,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五百六十。
    曹樹聲,《(萬曆)平陽府志》,萬曆四十三年刻順治二年遞修本。
    劉棨修、孔尚任,《(康熙)平陽府志》,收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
    孫和相修,戴震纂,《(乾隆)汾州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冊六百九十二。
    謝汝霖,《(康熙)永寧州志》,嘉慶同治間增補重印本。
    袁學謨,《(雍正)石樓縣志》,鈔本缺卷以刻本配之。
    李熙龄,《(道光)榆林府志》,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潘崧修、高照煦,《(光緒)米脂縣志》,清鈔本。
    孔繁樸、高維嶽,《(光緒)綏德直隸州志》,光緒三十一年序本。

    (三) 金石
    毛風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冊二十二。
    王昶,《金石萃編》,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一。
    王軒,《山西碑碣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冊三十。
    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二十八。
    周悅讓,《登州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冊二十七。
    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二十。
    張維,《隴右金石錄》,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二十一。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六。
    端方,《陶齋臧石記》,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十一。
    趙明誠,《金石錄》,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十二。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收入《石刻資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十一。

    (四) 佛藏
    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釋道宣,《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
    釋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五十二。
    釋道宣,《廣弘明集》,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五十二。
    釋贊寧,《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釋道世撰、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道原,《景德傳燈錄》,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
    善無畏、一行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十八。
    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十四。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九。
    失譯人名,《別譯雜阿含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二。
    竺曇無蘭譯,《迦葉赴佛般涅槃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十二。
    白法祖譯,《佛般泥洹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一。
    失譯人名,《毘尼母經》,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二十四。
    黃永武,《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五) 詩文筆記
    蕭統,《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逯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韓理洲,《全隋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
    尉遲偓,《中朝故事》,收入紀昀等總纂,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一〇三五。
    董誥等,《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吳鋼,《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彭定求,《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杜甫撰,仇兆鰲注,《杜少陵集詳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收入紀昀等總纂,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一○八○。
    元稹,《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李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沈括,《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江復休,《醴泉筆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六編》,臺北:新興出版有限公司,1975,冊四。
    范鎮,《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元好問撰、施國祁注,《元遺山詩注》,臺北:中華書局,1966。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收入紀昀等總纂,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一一九九。
    納蘭性德,《納蘭詞》,臺北:中華書局,1966。

    (六) 其他
    《毛詩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編委會,《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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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編委會,《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方向東,《大戴禮記彙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
    王欽若,《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王應麟,《玉海》,臺北:大化書局,1977。
    史炤,《資治通鑑釋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史游撰,顏師古注,《急就篇》,收入紀昀等總纂,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二二三。
    托津,《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
    宋綬、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杜佑撰,長澤規矩也、尾崎康校,《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版通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杜預,《春秋釋例》,收入紀昀等總纂,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一四六。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一○九。
    林寶,《元和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4。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慎微,《證類本草》,收入紀昀等總纂,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七百四十。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馬國翰,《紅藕花軒泉品》,清末刻本。
    清高宗敕撰,《續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陳毅,《魏書官氏志疏證》,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十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冊三。
    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82。
    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鄭樵,《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

    二、 近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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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乜小紅,《唐五代畜牧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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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三晉考古》(第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主編,《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
    方山縣縣志編纂辦公室編,《方山縣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4。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線裝書局,2008。
    王仲犖,《北周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79。
    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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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2003。
    王明珂,《華夏邊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臺北:聯經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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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長壽,《氐與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馬長壽,《烏桓與鮮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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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童嶺,《皇帝.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周邊世界》,上海:中西書局,2014。
    舒大剛,《春秋少數民族分佈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馮巧英、趙桂溟,《山西佛道摭存》,太原:三晉出版社,2016。
    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
    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楊曾文、鐮田茂雄,《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楊聖敏,《回紇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葛劍雄,《分裂與統一——中國歷史的啟示》,北京:中華書局,2008。
    鄒逸麟,《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鄒逸麟,《椿廬史地論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榮新江、張志清,《從撒馬爾罕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劉迎勝,《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樊錦詩、榮新江、林世田,《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
    繆鉞,《讀史存稿》,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韓振京,《定縣地名資料彙編》,定縣:河北定縣地名辦公室,1983。
    顏娟英,《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8。
    魏宏利 ,《北朝關中地區造像記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羅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羅福頤,《古璽印考略》,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羅豐,《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羅豐、榮新江,《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譚其驤,《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
    蘇毓琦、伊承熙,《(民國)寧晉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二)期刊論文(依姓氏筆畫為序)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縣文物管理所,〈山西吉縣掛甲山摩崖造像調查簡報〉,《文物》2010年第10期(北京,2010.10),頁40-51。
    毛漢光,〈唐代軍衛與軍府之關係〉,《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1994年第五卷第1期(嘉義,1994.10),頁111-171。
    王丁,〈胡名釋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敦煌寫本研究年報》,2019年第13號(京都,2019.03),頁99-132。
    王晶,〈論漢宋間翟氏的民族融合〉,《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1期(北京,2015.01),頁104-111。
    田建文,〈辨識南呂梁白狄墓〉,《中原文物》,2021年第1期(鄭州,2021.01),頁73-82。
    田毅、王傑瑜,〈南北朝時期呂梁山區的稽胡叛亂與行政區劃變遷〉,《山西檔案》,2015年第6期(太原,2015.06),頁15-18。
    白文、尹夏清,〈陝西延長的一批唐代窖藏造像碑調查〉,《文博》,2008年第2期(西安,2008.04),頁17-26。
    白述禮,〈試論寧夏鹽池發現新的黃金方奇〉,《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銀川,2007.07),頁82-87。
    任曉霞,〈破譯鹽池古峰莊出土金版上的歷史密碼〉,《東方收藏》,2010年第6期(石獅,2010.06),頁62-63。
    牟發松,〈十六國北朝政區演變的背景、特徵及趨勢略論——以特殊政區為中心〉,《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武漢,2017.10),頁129-136。
    牟發松,〈十六國地方行政的軍政化〉,《晉陽學刊》,1985年第6期(太原,1985.12),頁39-47。
    牟發松,〈北魏軍鎮起源新探〉,《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上海,2017.11),頁129-141。
    何星亮,〈稽胡語若干詞試釋〉,《民族語文》,1982年第3期(北京,1982.06),頁38-42。
    吳宏岐,〈「護軍」起始時間考辨〉,《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北京,1997.12),頁165-167。
    李志敏,〈魏晉六朝「雜胡」之稱釋義問題〉,《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北京,1996.01),頁75-83。
    沙武田,〈唐、吐蕃、粟特在敦煌的互動〉,《敦煌研究》,2020年第3期(蘭州,2020.06),頁14-26。
    周偉洲,〈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3期(長春,1990.03),頁161-166。
    周國琴,〈十六國時期太行山區丁零翟魏政權初探〉,《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5年1月(呼和浩特,2015.01),頁54-57。
    周連寬,〈丁零的人種和語言及其與漠北諸族的關係〉,《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7年第2期(廣州,1957.08),頁49-73。
    周積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胡漢文化衝突〉,《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武漢,1991.03),頁71-78。
    季愛民,〈唐元和三年《先藏禪師塔銘》考釋〉,《文物》,2020年第2期(北京,2020.04),頁59-65。
    尚麗新,〈從劉薩訶和番禾瑞像看中古絲路上民間佛教的變遷〉,《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11期(成都,2018.11),頁68-72。
    尚麗新,〈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解讀〉,《文獻》,2007年第1期(北京,2007.01),頁65-74。
    尚麗新,〈劉薩訶信仰解讀——關于中古民間佛教信仰的一點探索〉,《東方叢刊》,2006年第3期(桂林,2006.03),頁6-23。
    林梅村,〈中國與近東文明的最初接觸——2012年伊朗考察記之五〉,《紫禁城》,2012年第10期(北京,2012.10),頁30-41。
    林梅村,〈稽胡史蹟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誌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北京,2002.01),頁71-84。
    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1期(長春,1984.01),頁148-156。
    侯旭東,〈北魏境內胡族政策初探——從《大代持節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說起〉,《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北京,2008.10),頁168-208。
    孫鋼,〈河北唐縣「賽思顛窟」〉,《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石家莊,1998.02),頁30-33。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966年第1期(北京,1966.01),頁27-42。
    馬強,〈白烏二年金方奇及相關問題〉,《文物》,2015年第4期(北京,2015.08),頁91-95。
    張金龍,〈十六國「地方」護軍制度補正〉,《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蘭州,1994.12),頁30-38。
    張敏、楊軍,〈陝西省志丹縣永寧鎮石窟、摩崖造像調查簡報〉,《敦煌研究》,2019年第2期(蘭州,2019.4),頁76-84。
    張慶捷,〈可汗祠探源〉,《歷史研究》,2019年第1期(北京,2019.01),頁36-54+190。
    張頜,〈古代少數民族在今山西遺蹤拾遺〉,《晉陽學刊》,2009年第1期(太原,2009.01),頁122-123。
    張樹彬,〈鹽池白烏二年金版「方明」說〉,《東方收藏》,2010年第10期(石獅,2010.10),頁84-85。
    張繼昊,〈北魏的彌勒信仰與大乘之亂〉,《食貨月刊》復刊,1986年第3-4期(臺北,1986.06),頁59-79。
    郭物,〈青銅鍑在歐亞大陸的初傳〉,《歐亞學刊》,1999年第一輯(北京,1999.07),頁122-150。
    陳祚龍,〈劉薩訶研究——敦煌佛教文獻解析之一〉,《華岡佛學學報》,1973年第三冊(臺北,1973.05),頁33-57。
    程有為,〈內遷丁零與翟魏政權〉,《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許昌,1988.08),頁69-74。
    程林泉、張翔宇、山下將司,〈北周康業墓誌考略〉,《文物》,2008年第6期(北京,2008.06),頁82-84。
    黃敏枝,〈唐代民間的彌勒信仰及其活動〉,《大陸雜誌》,1989年第6期(臺北,1989.06),頁7-19。
    楊宏明,〈安塞縣出土一批佛教造像〉,《文博》,1991年第6期(西安,1991.12),頁55+61。
    楊長玉,〈閒壤與閒田——唐蕃間的中立緩衝區初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2020年第1期(北京,2020.06),頁10-25。
    楊軍、安彩虹,〈陝西延安葫蘆河水磨摩崖造像調查〉,《東方博物》,2020年第2期(杭州,2020.06),頁100-109。
    雷家驥,〈後趙文化適應及其兩制統治〉,《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1994年第1期(嘉義,1994.01),頁173-231+233-235。
    雷家驥,〈漢趙國策及其一國兩制下的單于體制〉,《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人文分冊),1992年第1期(嘉義,1992.01),頁51-96。
    靳之林,〈延安地區發現一批佛教造像碑〉,《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5期(西安,1984.10) ,頁32-45。
    靳之林,〈陝北發現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1989年第4期(北京,1989.04),頁60-67+83。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寧夏考古組、同心縣文物管理所,〈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學報》,1988年第3期(北京,1988.09),頁333-356+377-388。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同心縣文館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寧夏考古組,〈寧夏同心縣倒墩子匈奴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第1期(北京,1987.01),頁33-37+99。
    廖幼華,〈丹州稽胡漢化之探討——歷史地理角度的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嘉義,1996.01),頁281-313。
    齊東方,〈虞弘墓人獸搏鬥圖像及其文化屬性〉,《文物》,2006年第8期(北京,2006.08),頁78-84。
    劉苑如,〈重繪生命地圖——聖僧劉薩訶形象的多重書寫〉,《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4期(臺北,2009.03),頁1-51。
    樓宇烈,〈《法華經》與觀世音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北京,1998.04),頁64-69。
    鄭慶春、王進,〈山西隰縣七里腳千佛洞石窟調查〉,《文物》1998年第9期(北京,1998.09),頁71-80。
    魯西奇,〈觀念與制度:魏晉十六國時期的「雜胡」與「雜戶」〉,《思想戰線》,2018年第4期(昆明,2018.08),頁35-49。
    謝劍,〈匈奴的宗教信仰及其流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4分(臺北,1971.06),頁571-614。
    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北京,2009.04),頁4-20。
    羅豐,〈北周大利稽氏墓磚〉,《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4期(西安,2003.08),頁68-70。
    嚴耕望,〈佛藏所見之稽胡地理分佈區〉,《大陸雜誌》,1986年第4期(臺北,1986.04),頁3-5。

    (三)學位論文(依姓氏筆畫為序)
    付珺,〈隋李和墓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3。
    呂思靜,〈稽胡史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周國琴,〈十六國時期太行山區丁零翟氏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潘豐嬌,〈山西北朝隋唐時期小型石窟的研究〉,太原:山西大學碩士論文,2019。

    三、漢譯著作
    《法國漢學》叢書編委會編,《粟特人在中國 : 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
    余大鈞譯註,《蒙古祕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陳浩,《西方突厥學研究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劉俊文主編,辛德勇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
    [日]白鳥庫吉著、傅勤家譯,《康居粟特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日]前田正名著,李憑等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日]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日]三石善吉著,李遇玫譯,《中國的千年王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日]仁井田陞著、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
    [日]石見清裕著、胡鴻譯,《唐代北方問題與國際秩序》,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美]Mark Edward Lewis著,李磊譯,《分裂的帝國:南北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美]拉鐵摩爾著, 唐曉峰譯,《中国的亞洲內陆边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美]巴菲爾德著,袁劍譯,《危险的边疆 : 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美]班茂燊著,耿協峰譯,《唐代中國的族群認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美]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曉毅譯,《逃避統治的藝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美]露絲·本尼迪克特著,王煒譯,《文化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加]Steven J.Heine著,張春妹等譯,《文化心理學》,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2。
    [芬]E.A.韋斯特馬克著, 李彬等譯,《人類婚姻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法]謝和耐等著,耿昇等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
    [英]巴克爾著,向達、黃靜淵譯,《韃靼千年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著,褚建芳譯,《努爾人——對一個尼羅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英]M.Aurel Stein著、巫新華等譯,《古代和田——中國新疆考古發掘的詳細報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四、其他語言
    (一) 日文
    石見清裕,《ソグド人墓誌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6。
    江上波夫,《エ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48。
    百橋明穂、田林啓,《神異僧と美術伝播》,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21。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
    倉本尚德,《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京都:株式會社法藏館,2016。

    內田吟風,〈北朝政局に於ける鮮卑及諸北族系貴族の地位〉,《東洋史研究》,1936年第1期(京都,1936.02),頁209-225。
    河地重造,〈北魏王朝の成立とをの性格について——徙民政策の展開かり均田制へ〉,《東洋史研究》,1953年第5期(京都,1953.9),頁394-422。
    護雅夫,〈二四大臣——匈奴國家の統治機構の研究〉,《史學雜誌》,1971年第1期(東京,1971.01),頁43-60。
    江上波夫,〈匈奴の経済活動:牧畜と掠奪の場合〉,《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第9期(東京,1956.03),頁45-69。
    佐藤智水,〈中国における初期の「邑義」について(中)〉,龍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龍谷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2007年46號(京都,2007.12),頁181-237。
    滝川正博,〈北周における「稽胡」の創設〉,《史觀》,160期(東京,2009.03),頁37-56。

    (二)西文
    [英]E.A.Thompson,The Huns,Wiley-Blackwell,1996.
    [美]Mallory, J. P.,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Taylor & Francis,1997.
    [蘇俄]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ТОМ I,стр‧ 458,М ‧1956.
    [蘇俄]Леонид Романович Кызласо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Изд-во Красноя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2.
    [蘇俄]Таскин В.С.,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юнну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Предисловие,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В.С. Таскина М.,1968.

    [加]E.G.Pulleyblank(蒲立本),「JI HU稽胡: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Shanbei and Western Shanxi」,in E.H.Kaplan and D.W.Whisenhunt(ed.),Opuscula Altaica: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Henry Schwarz,Western Washington,1994,499-531.

    (三)少數民族語文(蒙古文)
    ᠤᠴᠠᠷᠠᠯᠲᠦ,《ᠡᠾᠦ᠋ᠩᠨᠦ᠍ ᠬᠡᠯᠡᠨ ᠤ ᠰᠤᠳᠤᠯᠤᠯ》᠂ ᠦᠪᠤᠷ ᠮᠤᠩᠭᠤᠯ ᠤᠨ ᠶᠡᠬᠡ ᠰᠤᠷᠭᠠᠭᠤᠯᠢ ᠶᠢᠨ ᠬᠡᠪᠯᠡᠯ ᠦᠨ ᠬᠣᠷᠢᠶ᠎ᠠ,2013。
    (烏其拉圖,《匈奴語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3)

    五、 工具書
    《羌族詞典》編委會編,《羌族詞典》,成都:巴蜀書社,2004。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院蒙古語文研究所編,《蒙漢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
    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附西曆回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

    六、 電子資源
    中研院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基本古籍庫》。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中國金石總錄》。
    劉澤民、李玉明等主編,《三晉石刻大全》。
    北京籍古軒圖書數位技術公司,《中國數位方志庫》。
    Description: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103153505
    Source URI: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103153505
    Data Typ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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