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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8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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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清末中國城市生活的轉變的及其衝突--以用水、照明為對象的探討 |
Authors: | 周春燕 |
Contributors: | 劉石吉 周春燕 |
Keywords: | 清末 城市生活 用水 照明 |
Date: | 2001 |
Issue Date: | 2016-04-15 15:59:32 (UTC+8) |
Abstract: | 本論文以用水及照明為中心,探討清末中國城市生活的轉變情形,及轉變時所引發的種種衝突。論文大致上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傳統面的探討(即第一章);第二部分則介紹新式照明及新式供水方式的引入過程(即第二、三章);第三部分則討論這些新式設施被引入中國後,中國人的適應情形(即第四章)。
第一章〈傳統的照明與用水方式〉,主要介紹傳統中國城市居民所使用的照明燃料及水資源的類型,同時也探討城市居民如何獲得這些生活資源,以及在獲得這些生活資源的過程中所受到的干擾。探討的結果顯示:清末期間,中國城市在傳統的照明及用水方面,就使用的種類而言,城鄉的差距並不大。但就都市民生問題的角度來看,由於照明燃料與水資源多半仰賴城外供應,因而兩者的價格,除了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外,也經常面臨商人的居中剝削。其中,水夫對於都市用水的壟斷,更是嚴重,即使是北京也不例外。不過,清代官方對於水夫或油商這種居奇、壟斷的行為,似乎並沒有實際而有效的管理措施。因而從某種層面來看,不論是用水或照明,城市居民可能經常必須面對這些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古人所云:「都市居大不易」,其實不只表現在柴米貴,也呈現在照明燃料及用水方面。
第二章〈煤油、煤氣燈與電燈〉討論清末新式照明方式傳入的情況。清末是中國城市照明材料的重要轉變期,在短短的幾十年間,火油、煤氣燈與電燈,相繼引進中國,使得中國城市的照明材料發生重大的轉便。不過,若就普及的程度來看,清末所傳入的這三項新式照明,只有煤油才真正打開當時的中國市場。煤油大約在1863年開始進口,由於價格便宜,且亮度為傳統燈盞的4-5倍,再加上又不需要特別的技術與設備,因而很快地便佔有廣大的市場。而其傳播的路線,主要是以沿海的各大口岸,如煙台、青島、天津、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等地為據點,其後再沿著交通便利(沿江、沿海)的路線向四周及內地擴散。
至於煤氣燈及電燈,則清末時的使用情形並不普遍。尤其是煤氣燈,由於所涉及的技術及設備較為複雜,所需資金亦較龐大,因而除了上海曾普遍使用外,其餘地區則並不多見,且用戶也不若上海普遍。就筆者所掌握的資料而言,當時中國本土設有煤氣局供氣的地區,似乎僅止於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其他地區則未見記載。至於電燈,在當時主要的用途是公共照明,至於一般家庭用戶,僅為少數。電燈的普及,主要是民國以後的事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新式照明材料的傳入,使得原本照明方式差距不大的城鄉之間,逐漸有了明顯的差別。這是由於這些新式的照明材料,都是透過幾個大城市傳入中國的,因而其最先使用的,自然是這些城市的居民了。另外,早期這些新式照明的使用者,除了廉價的火油以外,多半是從上層社會開始流行,其後才普及到廣大的平民社會,煤氣燈如此,電燈也是如此。至於火油,由於當時其價格多半要比傳統的油、燭來得低廉,因而其使用者幾乎遍及所有階層。這或許也正是煤油能快速、普遍、且長期地佔有中國照明市場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雖然煤氣燈和電燈都在十九世紀末就傳入中國,但這兩項照明材料在當時並不普及,煤油才是清末各個城市照明的主要燃料。
第三章〈新式供水方式的傳入〉,主要探討自來水的引入。由第一章的討論可知:水質不良一直是中國大部分城市所共同面臨的難題之一,十九世紀末,中國第一個自來水供水系統出現在上海。從此,城市居民的用水環境,開始有了些微的改善。不久,自來水清潔衛生且有利於消防的優點,逐漸受到一些開明的華人所重視,而在其他的城市倡辦。不過,創辦自來水廠畢竟不易,因而在清末期間,自來水廠只分佈在某些大型的通商口岸或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島、北京等地;而其使用情形也並不普遍,真正接管至家中的用戶則更是少見;大多數使用自來水的民眾,不是由自來水公司僱用水夫挑送到家,就是自行到公共水龍頭購水使用。至於其他的城市,或由於資金籌措不易,或由於技術、經驗不足,或礙於水夫的抗爭,最後都未能成事。故清末時期,大多數中國城市的居民,仍是從江河、土井中汲水,自來水的普及程度並不高。其實這種情況也同樣發生在新式照明上。清末,除了不需特別技術、以及價廉光亮的火油外,自來水、煤氣燈、電燈等,在當時整個中國的分佈情況,不僅並不普遍,同時,其存在的地區也多半是以通商口岸為主,尤其是外人集中、資金充裕的上海與天津,更往往是全中國最早出現的地區。
第四章〈轉變與衝突〉則是本論文的重點,主要在探討新式照明及新式供水被引入中國後,城市居民的使用及適應情形。分析的結果發現:就清末而言,除了煤油以外,大部分的華人在面對這些新事物時,其心態上多半歷經了排拒、適應、接受三個階段。不管是自來水、自來火,或是電燈,當華人首次接觸之時,由於陌生,因而通常都帶著一種排斥的態度,或附之以謠言,或不願意(不敢)使用。其後在經過業者的廣告,及開明華人的鼓吹使用等適應期之後,民眾逐漸見怪不怪,進而視之為理所當然,並加入使用的行列。此外,這些新事物的引進,也對傳統的相關產業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例如自來水就使傳統的挑水夫感到其生計受到威脅,因而在自來水引進之初,曾引起不少挑水夫的抗爭。不過,由於當時接管到家的用戶並不多,故有不少挑水夫反而成了自來水公司的員工,負責挑送自來水至未接管的用戶家中。相較之下,傳統照明產業可就不這麼幸運了。鄭觀應就曾指出:「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樹棄為不材。」而其中,煤油更是造成打擊的主要原因。在這種情形下,再加上自強運動的影響,清末大部分的官員,在面對這些新事物時,與當時中國境內方興未艾的軍事工業及礦業相較之下,其態度多半是消極被動的。以自來水為例,當時雖然有不少官員私底下認為自來水具有清潔、便利,且有助於消防的優點,但因創設自來水廠所涉事務過於繁雜,資金籌措又甚不易,因而大部分的官員均採取一種「官不與聞」的態度。至於廣受一般民眾愛用的煤油,雖然具有光亮價廉的優點,不過,卻因為其延燒性強、容易致災的缺點,而一度成為某些地方員禁用的對象。另外,上海電光公司初建之時,也曾引起上海道台的疑慮,而「函請西官禁止」。可見,當時大部分的官員,寧願採取消極的禁止措施,也不願積極地去思考如何了解、預防,或改良新式物品缺點,以便用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時,煤氣燈、電燈、自來水等的分佈,其實還不太普遍。至於曾一度受到官方排斥的煤油,由於其外觀及使用方式均與傳統燈油相差不多;再加上煤油自進口伊始,即以賤價在市場中行銷,因而煤油自始即在廣大的平民階層中流行,而非像自來水、煤氣燈、電燈等,是由上層社會開始使用。正因為如此,煤油始終是清末多數城市居民照明燃料的主要內容。
最後,〈結論〉則指出:傳統上,中國城鄉居民在居家照明及生活用水上,本無太大的差別;但到了清末時期,隨著新式照明及新式供水在一些通商口岸和大城市的出現,「城鄉分離」的情形也逐明顯。另外,這些新式物品在當時中國的土地上,除火油的使用較為普遍外,其餘三項設施的普及率並不高,只是零星地分佈在幾個通商口岸間,其情形頗如西方學者R.H.Tawney所形容的:就像是「老式長袍所鑲飾的新式花邊」。而在這轉變的過程中,中國人的腳步雖然有些遲緩、猶豫,但畢竟還是向前走了。雖然步伐走得相當緩慢,但現在我們所認為的一小步,在當時卻已經是一大步了。[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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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裴景福,《河海崑崙錄》,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5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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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論著
(一)專書
丁日初主編,《上海近代經濟史》第一卷(1843-189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丁日初主編,《上海近代經濟史》第二卷(1895-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于醒民、唐繼無,《近代化的早產兒:上海》,臺北:久大文化事業公司,1991。
小 民,《故都鄉情》,臺北:大地出版社,1983。
王偉杰等編著,《北京環境史話》,北京:地質出版社,1989。
中國科學院等主編,《中國生活飲用水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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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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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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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槐,〈江蘇省第一家民營電氣事業──鎮江大照電氣公司(1904-1937)〉,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卷下期,臺北:1995.06,頁517-571。
王樹槐,〈政府接管前後的廣州電力公司〉,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卷,臺北,1999.06,頁8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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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憲,〈臺灣水力發電的發端:「臺北電氣株式會社」〉,收入《臺北文獻》第132期,臺北:2000.06,頁11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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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娟,〈油燈晃盪.燈影婆娑〉,收入《文物雜誌》第1卷,臺北:1992.06,頁7-12。
洪名梓,〈上海市自來水〉,收入《自來水會刊雜誌》,臺北:1995.08,頁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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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自芳,〈略論近代城市發展的條件與動力──對杭州城市近代化的剖析〉,收入《城市史研究》第17.18輯合刊,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9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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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弘志等著,〈認識瓦斯〉,收入《能源雜誌》,臺北:1994.08,頁3-15。
劉石吉,〈城郭市廛──城市的機能、特徵及轉型〉,收入劉石吉主編,《中國文化新論:經濟篇──民生的開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285-341。
歐陽嶠暉,〈都市生活與水資源〉,收入《環境科學技術教育專刊》第1期,臺北:1993.11,頁1-24。
鄭亦芳,〈中國電氣事業的發展(1882-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
樂正,〈近代上海的崛起與廣州的失落〉,收入《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5-30。
Kuhn, Philip A.著,李孝悌、沈松僑譯,〈公民社會與體制的發展〉,收入《近代中國研究通訊》第13期,臺北:1992.02,頁77-84。
Rogaski, Ruth(羅芙芸)著,作舟譯,〈衛生與城市現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收於《城市史研究》第15-16輯合刊,天津:天津社科院歷史研究所,1998,頁151-179。
斯波義信,〈都市公共事業ソ管理?体:中?〉,收入《比較都市史研究》第14卷1期,東京:岩田書房,1995,頁10-23。
Mote, F. W.,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king, 1350-1400”, in G. 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01-154. |
Description: |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
Source URI: |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A2002001045 |
Data Type: | the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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