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 從GATT的草創到WTO的設立,十幾年來,貿易自由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共識。經過多次的回合談判,舉凡農業,製造業,服務業,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行為,智慧財產權之保障,環保與勞工議題,均納入WTO的規範中;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台灣自然不能自限於外,無視於自由化的世界潮流。 貿易自由化的理論範疇十分廣泛,以下我們將針對關稅自由化執行策略,作有系統的深入比較。一般而言,贊成逐年為之者(Gradualism),主要基於調整成本或市場存在某種扭曲時的考量,認為關稅的調整不宜過急,如Mussa(1982) ,Edwards與Wijnbergen(1986);而Calvo(1987),Auerheimer與Susan(1997)則認為,在一個理性預期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中,關稅的緩慢調降將扭曲家計部門費及儲蓄的決策,帶來福利損失。倘若自由化是上上之策,就應該要劍及履及(Shock or big bang),斷無拖延之理。 通常在我們分析小國的關稅自由化時,由於假設國際間可以自由借貸,故利率平價說成立,亦即國內的債券利率等於外生的世界利率。因此當貿易條件(關稅)改變時,國內的實質利率將隨之變動,進而影響人們消費和資產累積的決策。在文獻上,Calvo(1987)利用簡單的一財模型說明,當政府執行一個暫時性的自由化政策時,由於國內的實質利率即為世界利率,所以平抑(Smoothing)的消費路徑會隨著關稅的改變而跳動,造成跨期福利的無謂損失。另外,在Auerheimer與Susan(1997)的兩財模型中,由於世界利率等於以進口財計價的債券利率,當關稅緩慢調整時,實質利率變化對跨期決策的影響就不易解釋。Obstfeld(1996)曾指出,上述問題的關鍵不在採取何種財貨計價,而是如何選擇國內的實質利率來盯住世界利率;因為不同的平減價格隱含不同的國內實質利率,使得代表性個人的最終決策也隨之不同。一財的模型雖然沒有實質利率的問題,但是太過簡化,看不出貿易條件變化對不同財貨的影響,而且課稅或自由化之下的結果沒有分別。兩財或三財模型的缺點在於,名目利率與實質利率間的關係不易釐清;當關稅改變時,不管採用何種財貨當計價單位,實質利率變化對跨期決策的影響都不易解釋。因此,最好的方法是,採用兩財價格所組成的消費價格指數(Consumption based price index)來計價,並且讓國內的實質利率盯住世界的實質利率,此時人們關心的變數是平減後的實質支出。如此,修正後的模型既有一財時的簡單優點,亦可看出兩財之間的互動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