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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機構典藏 > 文學院 > 歷史學系 > 學位論文 >  Item 140.119/36016


    Please use this identifier to cite or link to this item: https://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36016


    Title: 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
    Authors: 林文仁
    Contributors: 林能士
    林文仁
    Date: 2002
    Issue Date: 2009-09-18 16:53:44 (UTC+8)
    Abstract: 本文之主旨，在透過對1885-1898年問，晚清政治結構中，滿洲親貴集團與漢官僚體系，圍繞因德宗親政而漸浮現之「帝后黨爭」，所進行之派系整合與對抗之觀察與掌握，進一步呈現此期問各重大政治事件之清晰圖像，及其聯繫線索，以提供理解晚清政治史發展之另種路徑。
    循諸有清一代，派系運作與政治發展之密切聯繫，其實應是一八六○年代後的產物。這並不代表此前之清代歷史，不存在滿漢官僚之間的派系爭執，但以英主如康、雍、乾在朝，統治者與輔佐階層浬渭分明，這便壓抑了派系運作發展的有限空間。易言之，專制君主極為突出之意志與角色，使官僚體制之決策影響相對壓縮。嘉道守文，君王之駕馭力或不及於前，但基本格局尚能維持。群臣之所思者，非在彼輩可干預決策幾何，而在不令人主作為之效應擴及官僚體系運作之常態。惟自太平軍興與對外關係愈見紛繁以降，中央與地方互動之此消彼長，參與決策之漢官僚漸易形以實，派系活動遂因專制君主決策主動權之外流而益見復起。下至同治帝 (1862-1874)以沖齡即位，與兩宮太后逾越祖制垂藤聽政，面臨此一權力結構重組之轉變期，官僚體系之參與權愈張，而派系凝聚實力，干涉決策之勢愈盛，此乃有同治朝與光緒前期，諸種政治面貌之展現也。
    同治與光緒前期（1884年之前）派系分合之樣貌，及其與諸內外事件之連結，已有一定之研究成果呈現，以明所以。由此中歸納，光緒十年 (1884)甲申易樞前之權力面目，或可以「恭醇之爭」與「南北之爭」二線相名之。「恭醇之爭」乃滿洲親貴於「辛西政變」權力重組後所生之競爭格局；而「南北之爭」則為太平軍之役後，於漢官僚體系一尤以中央決策之軍機為甚一成形之路線對抗。二者甚囂塵上，亦反映自一八六○年代後，專制君主權力操作方式之變化。派系不再盡仰於上而苟存，柄權者正須賴派系之分合互動而尋找其更大之有利空間。即此，則無論實居權力顛峰者為何，已不能不放下身段，以各種可能方式運用，甚且介入群臣派系矛盾內，創造最大之可能空間。如是，則居上者已不能超然懸持矣。光緒十年(1884)後之派系格局，於焉現其輪廓。
    在企圖獨操大權之慈禧太后運作下，「恭醇之爭」與「南北之爭」兩線以其根本矛盾與利害相間而漸合流，「恭醇之爭」因勢利導漸成自辛西(1861)以來，西后輿恭王權力矛盾之表象，配合上「南北之爭」在恭、醇角力中之依附作用，終有光緒十年(1884)藉中法越南衝突，而衍生之朝局翻覆。到此，慈禧「倒恭用醇」路線終成事實，而漢官僚南北派系亦因此局而重挫，「恭醇之爭」與「南北之爭」，終因之而告一段落，以迎新局也。
    中法越南衝突之造作，誠令此前之派系分合進入一階段性之盤整，然根本問題並未解決，唯於現實權力結構中，另尋發展空間耳。但以派系之格局，不純以舊脈絡為所依，而須視重組之構築為其本也，此所以本文以光緒十一年(1885)後之情勢為析論之客體，而終以光緒二十四年(1898)為階段劃分也。以此，本文將力求呈現此下之派系運作，於原視個別獨立之中外大事件問，所發揮之關鍵影響，並提供更大可能之觀察參考。
    循前述線索，木文除第一及第六章分別為二緒論卜、丈結論戶外，第二章《中法戰爭後的朝局變動(1885-1894)》，將於基本介紹自辛西〈1861〉至甲申〈1884〉之派系運作概貌後，導入對光緒十一年〈1885〉起，在新政治環境下，派系格局變動之討論。透過本章之鋪陳，我們將呈現一個以 「帝(德宗)后(慈禧)黨爭」為核心，並圍繞以各項新起舊續之派系互動的網絡。
    大盤而言，中法越南衝突的效應，最終引爆了清廷內部權力結構的巨大變動，「倒恭用醇」路線之成真，使過去二十餘年來，基本以滿一「恭醇之爭」與漢一「南北之爭」為主線之派系鬥爭，告一段落。醇王一系之出掌樞垣，其實也代表了長期隱身於醇王之後，令易於掌控之醇王對恭王進行「代理人戰爭」的慈禧太后之勝利。由於醇王意志、才具之難及乃兄奕訴，加以其可成局自始即慈禧支持之結果，醇系執政後，自不易再發生如辛西政變後不數年間，慈禧與恭王之矛盾與衝突。相反地，以恭王既倒，原賴恭邸倚畀提掖而權勢日隆之實力派政治領袖，人心浮動之際，正須仗醇王之威望，加以安撫，進而行派系之收編，其中尤以李鴻章之准系北洋最具代表性。此後，「海軍衙門」與北洋海軍之建立，更為醇、李合作之具體表徵。
    然而，在另一方面，雖然慈禧藉甲申易樞之舉，取得權力角逐上之一大勝利，但隨著由慈禧當年說服慈安皇后支持指名，而入承大統的光緒皇帝日近成人，慈禧柄政地位之合法性勢將面臨挑戰。尤其，在中國充滿人治色彩的政治傳統籠罩下，一旦在朝野問泛起「歸政」是否必然等於「親政」的疑慮時，新的權力矛盾幾便不可避免。層峰權力矛盾，帶動圍繞此核心之派系問的合縱連橫，朝局遂又多事矣。
    權力競逐端賴實力，在傳統中國政治格局中，實力之最具體面向，莫如人事掌握之能力。豐沛人脈廣踞關鍵要津；關鍵要津開創龐大資源；龐大資源厚實人脈經營，此誠如掌權者手中運轉不已之輪盤。就此點而論，久踞層峰之慈禧，自具極大之優勢，光緒欲求他日於鞏固權力格局時具更大之主動性，勢須壯大親附於己之官僚勢力。於此，時為帝師，且為南派魁首之翁同龢，便扮演形同執行者之角色，以其文衡宗師之地位，大舉捻拔少壯派官僚。此既為德宗培植一批忠君新銳，亦藉以厚實南派隊伍，使甲申易樞時，與李鴻藻所領北派同受躓頓之勢，一時刷新，甚且因德宗親政日近，而水漲船高。
    相較於此，北派持續低迷，難堪相埒，這便使得漢官僚派系間之權力競逐主線，漸移向翁之南派，與長期控扼封疆要津利源之李鴻章淮系北洋二者問。李氏自同治初年開府以來，久膺重寄，與慈禧或恭、醇諸王，深具淵源，惟與德宗則缺乏互信之基礎，加以翁、李之抗衡愈見檯面化，與翁對德宗無人可及之影響力，李氏於權力天秤上，勢較傾向慈禧。南派與淮系北洋之權力爭鬥，一定程度助長帝后問久已存在之矛盾與緊張，似亦必然。由「帝一后」與「翁一李」滿漢兩條派系對抗，或隱或顯而現，遂帶動其餘派系資源漸投於帝后權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後「帝后黨爭」之基本陣勢。溯觀各派系問互動整合之脈絡，則光緒二十年(1894)至二十一年(1895)中日朝鮮戰後之發展，誠一關鍵時期。透過韓事期問，各派系間之分合升沉，以帝后對立為核心之權力格局愈見清晰。是以，本文第三章《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的派系角力〈1894-1895〉》，將詳述前此之派系矛盾，如何以此後之論和論戰為舞台，進行著慘烈詭譎不下於戰場廝殺之權鬥，以及淮系北洋控制權隨此役而喪失之結果。
    甲午潛師，淮系海、陸主力幾皆瓦解，此誠為李氏被迫放手於久踞之北洋要津，釘下最後一根棺材釘也。其間，德宗與南派之近於逼戰，及慈禧與其近臣，乃至北派對李鴻章之迴護，益反映外患壓境之際，內煎不遏之實況。惟李合肥竟黯然而去矣，經李氏二十五年經營已成影響政局發展重鎮之北洋，及取代淮軍，而為國防倚重之核心武力再造，遂成此下派系競逐，以厚實力之重點。此二大事之主導權，最終皆歸於向被視為慈禧近臣之榮祿。卡住軍權，幾已等同后黨於派系相持中取得主動，後日事態之發展，益可證明其關鍵性。帝黨與南派在建軍與北洋控制權爭取上之陷於被動，亦反映南派隊伍中熟諳軍事與地方行政人才之缺乏，即翁同龢本人亦不例外。進取既難成辨，則轉求內固，更見要緊。自韓事後，德宗著意整飭原決策核心團隊，不少久居樞垣而向被目為后黨成員之重臣，被迫下崗，遂令軍機與總理衙門中，南派陣營得具一定之相對優勢；特別是翁對德宗無人可出其右之決策影響力，加以每日形同「獨對」之書房時間，南派於內、外事權應可有一番好景，撐起帝黨大局。但亦於此期間，中俄密約，與英相莎侯(LOrd SaliSbury)所稱之「中國租讓權爭奪戰」(thebatt1e of concessions in China)連串爆發，帶出瓜分危機之先聲，亦令主其事之德宗與翁同龢承受極大壓力。惟究其所以，此中事態發展，仍籠罩派系鬥爭之陰影，尤以奉旨行走總署，而得操弄其龐大外交人脈資源之李鴻章，與翁同龢之交手，最見暗潮洶湧。凡此，皆成帝后兩黨及所附各派系盤整實力，積極為人事佈局，以俟權力衝撞高峰來臨之此段時期中，深具後續影響之事件。此中條理之爬梳，應為建立甲午與戊戌兩大派系格局轉折點問聯繫之要件。
    此外，就帝后關係之主線論，隨兩方之附從派系於甲午後之新局中力圖卡位之動作加大，亦導致做為派系結構根本之帝后雙方，對立作為更為直接。前述德宗藉甲午之事，先後抑退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親后黨重臣，固是一例；慈禧反罷德宗近臣，亦翁同龢門下之汪鳴鑾、長麟一事，更直見帝后抗衡已走向自熱化。既如是，則母子君臣之恩誼，已成亂風過耳，此下只餘權謀矣。在爭取施政主導權與人事控制權之目標前。走權謀鋼索，且愈走愈難回頭，指向戊戌政變之結局，豈非宿命？本文第四章(派系結構的調整與對立(1895-1898)即以甲午後至戊戌前，各派系於韓事後對所發展出新權力影響因素之競逐，及由此而呈現之歷史面貌為重點，將原分屬軍事史─如軍制改革與新國防武力之整編、建立，或外交史─如中俄密約與租讓權爭奪戰之擴大等，納諸派系因素之線索下來觀察，庶幾由另一角度充實對此時期史事之理解外，亦能為派系鬥爭終由甲午走向戊戌，嘗試找出更緊密之有機聯繫。
    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連串外交處境惡化之打擊，固令有識之士深煉於國勢危脆，淪胥在睫；基本控制外交決策系統之南派，更於因應事件之經歷中，深體派系勢力之掣肘，與自身缺乏全面執政實力之現實。此非但為翁同龢與南派之困境，更是無法擺脫慈禧與后黨牽制之德宗最大憂患。職是之故，無論就挽救瀕於危亡的朝廷，抑或突破現實之權力窘境，有效壓制敵對派系之鬥爭實力，都需要一場進一步強化德宗與南派執政合法性之政治興革。光緒二十四年(1896)的維新運動，就派系之爭的角度觀察，便是在此種形同帝黨與南派最後一搏的情況下，被寫入了歷史；而事態的發展，最終也的確令這場中國專制王朝史上，最具挑戰性與改造規模的體制變革大戲，成了晚清同、光兩朝派余鬥爭史上，另一個階段性的轉折點。
    平心而論，翁同龢所領導，做為日趨鮮明之帝黨主要核心的南派，其成員結構，相較於成分多元，且政治根基相對深厚之后黨各派系而言，明顯集中於翰、詹、科、道之少壯派官僚。出於翁氏門下，幾為若輩共同特點。翁氏狀元清華，兩朝帝師，衡文獨具隻眼，士林目為魁首的條件，對一班特重門第，恃才傲物的金馬玉堂之輩而言，的確較其他出身各異，或學養不固之當朝大僚，更能爭取若輩之追隨。翁氏門下累累，且各具清望，便成帝"黨之最大資本。問題是，大率自光緒十一年(1885)後，方通過科舉正途，進入官僚體系─尤其翰詹系統一的少壯菁英，欲求正色立朝，雄辯滔滔，同氣連聲者流，或稱比比，但缺乏豐富之行政歷練，與懵於權力鬥爭之詭詐，亦幾乎為彼等共有之罩門。敗事有餘或未必是也，成事不足則確是彼輩與帝黨行止之常態。尤為要者，德宗無論親政前後，其權力基礎始終不固之現實，亦令做為帝黨主軸之南派，幾乎無力發展與其他派系間之橫向整合聯繫，蓋帝后問持續之緊張關係，今各主要派系及內外臣工，不是基於長期淵源及實力評估，而倒向后黨，便是消極地遲疑觀望，迴避表態，此種情勢於帝黨及南派之局限，遠甚於后黨及其依附派系。表現在德宗所視為關鍵一舉之新政推動上，亦是如此，此為後話。惟以勢限於斯，德宗與翁之南派在策略上，仍只能縱向地繼續擴充派下陣容，此前有翁同龢支持「強學會」，引薦康有為之舉，後有德宗親拔「四京卿」，特開懋勤殿之事，皆稍習中國近代史者所不陌生也。然此二例證之間，有光緒二十四年(1898)閨三月及四月，武英殿大學士麟書與自甲午後領樞之恭親王奕訴分別開缺，而由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榮祿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晉升及內召入直，榮祿且奉署王氏之原缺等人事調度，常見忽略，實此已暗含后黨對帝黨藉新政以爭取擴權意圖之抵制佈局矣。相較於帝黨與南派只能由現有格局外補人手之無奈，后黨之調度與榮、王二人之派系背景，正反映本文前所強調帝后兩黨實力結構之差異性。尤其德宗以新政為國運與權力之一大賭注，帝黨之中，德宗與領導南派，長期為其結合對象之乃師翁同龢間，卻出現致命的裂痕，此殆已為帝黨與南派終不免一敗塗地，而新政難逃乍起驟落命運之決定點矣。日後政變，實只同最後輓歌耳。勝負之分，叉豈在「本初健者莫輕言」耶？本文第五章《帝黨瓦解與派系格局之翻覆(1898)》即以前述線索，為自光緒十一年(1885)以降，派系之種種分合重整鬥爭，做一階段性結果之分析。
    經此十數年之演變，光緒十年(1884)之前派系發展之根本成員一無論為滿洲親貴之「恭醇」，或中央決策核心漢官僚之「南北」，俱已成昨日黃花，北派自李鴻藤不此前比之再起與身後為后黨人馬吸收，固不在話下，南派以翁同龢之簾眷與地住所再殷之風雲，亦隨戊戌之巨變而黯然消褪，此後再有南北相爭之談，已是另一番后黨主流下之光景矣。惟不容忽視者，漢官僚派系之全面跌宕，直接造成滿洲親貴保守勢力之抬頭，此或於慈禧初復主導權時，創造較大之安全感，卻愈令政策思維走向狹隘與極端，侈言廢立與排外，甚且令曾參與派系整合，而較稱明敏之輩如榮祿等，亦覺萬牛莫挽。庚子(1900)之禍，於焉作矣。走向新世紀之滿洲政權，所面臨者乃由開放而收束，且難再共信之滿漢對立局面，保皇抑革命之聲浪，乃至立憲派之貌合神離，叉豈一政策走向之辯耶？凡此，本文皆期以派系鬥爭之因果，稍獻一二，庶幾補強昔來只「改革─保守」云云之二元意識解釋路徑，是稱足矣。
    Description: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研究所
    86153504
    91
    Source URI: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91NCCU3302012
    Data Typ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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