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機構典藏-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NCCUR):Item 140.119/13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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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名: 明代的四夷館與譯字生
    The Siyi Guan and Its Students in Ming Dynasty
    作者: 朱冬芝
    Chu, Ton-Chi
    貢獻者: 徐泓
    Hsu, Hong
    朱冬芝
    Chu, Ton-Chi
    關鍵詞: 四夷館
    譯字生
    譯字教育
    華夷譯語
    制度變遷
    Siyi Guan (Translating college)
    Yizi Sheng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Huayi Yiyu (Sino-babarian lexic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日期: 2020
    上傳時間: 2021-01-04 11:06:26 (UTC+8)
    摘要: 四夷館可以說是在元代譯學基礎下，配合明太宗的野心而設立的學校。它有別於以往漢人王朝的制度，也有別於元代的譯學教育與譯官體系，是一個混合前代譯學，並結合明代學校養士、科舉取士的政策，進而形成的新制度。

    始於永樂朝廷的四夷館，首先選取監生、舉人擔任譯字生，並依照科舉取士的原則，給予投考科舉、比照正途出身的優典。然而，優典卻引起中葉以來私學譯字的奔競風氣，甚至造成賄選，打擊館生的素質。致使晚明朝廷只能改以嚴格考課，謀求譯字世業化，將譯字生固定於九品序班，以辦事名義安排於內閣、史館、四夷館，擔任謄錄與譯字的工作。館生素質與授官品級，導致四夷館逐漸淪為陰陽、醫學之流，被描述為譯字不彰、無用的機構。官員們一方面強調四夷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以正途自居，難免輕譯的傳統。

    由此可見，四夷館的興衰反映了征服王朝底下的多元譯學，在進入漢人王朝之後，隨著明代政局的轉化，逐漸混合並趨近於成熟。選取譯字生的部分，說明了朝廷選材用人制度的轉變，可在另一方面，四夷館館員與館生們所編寫的《華夷譯語》，當中由漢人譯字官員譯寫的漢文，卻刻意沿用元代的蒙人譯寫漢文的直譯口說文體，不但留下元朝的遺風，也透露出明代中國在對域外交流方面，其文字的呈現風格顯然內外有別。透過四夷館制度周邊的人事、底下的譯字生，以及它所採用的譯寫規則，可說明元明文化的交替與明代制度的特色。
    The siyi guan, or “translation bureaus”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an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y, which had existed since the Yuan dynasty as well as under Emperor Yungle ambition. Its existence not only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ese government, but was similar to translation educational and the bureaucratic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showed a new face that mixed translation study and school education of the previous dynasty.

    The students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and the first-degree scholars selected by the court are qualified as translation students and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dmissions and receive a special, courteous treatment as an formal official. However, this special, courteous treatment raised morale due to the desire for fame and fortune available in private translating school. Further, it caused bribery and reduced the qualities of students. Responding to a decay of translating affairs, the court made a change of policies, such as adapting strict evolution, limiting the translation career inherited within families, fixing translating students at the 9th rank, and the arranging of their transcribing and translating work at “the grand secretariat” (neige),” historial hall” (shiguan), and siyi guan as a title of “clerk” (banshi). Due to the students’ quality and the official rank, the siyi guan was described as a useless institution, similar to naturalistic and medical school. Ironically, the official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iyi guan 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ould not escape the tradition of regarding translation with contemp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yi guan reflected the multi-translations studies in a conquering empire. More clearly speaking, the siyi guan developed it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Chinese retook control over it across the Chinese territory. Interestingl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sino-babarian lexicon” (huayi yiyu) compiled by the siyi guan was expected to be re-written by Chinese officials but the Yuan dynasty turned out to continue using the Mongolian version.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revealing how the translation of words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Yuan to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personnel of the siyi guan, the affiliated students, and the adoption of translative principles, it revealed a turn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參考文獻: 一、史料
    （元）拜柱等修，《大元聖政國朝典章》，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787。上海：上海古籍，1995，據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稿本影印。
    （元）陶宗羲，《書史會要》，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4。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66，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捲景印。
    （明）呂震，《永樂十年進士登科錄》，收入屈萬里輯，《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據明刊本影印。
    （明）《明清史料．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
    （明）于慎行，《穀山筆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11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刻本印。
    （明）于謙，《余肅愍忠公奏議》，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冊5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嘉靖刻本印。
    （明）楊廷樞，《崇禎長編》。臺北：廣文書局，1981。
    （明）佚名，《諸司職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職官類，冊7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刻本影印。
    （明）佚名，《譯文備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冊2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復旦大學圖書館明抄本印。
    （明）佚名，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據明末清初抄本印。
    （明）佚名，胡振華、黃潤華校，《高昌館雜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收入中華書局編，《稀見明史研究資料五種》。北京：中華書局，2015。
    （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2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十七年本印。
    （明）尹直，《謇齋瑣綴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家類，冊239。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國朝典故抄本印。
    （明）尹直，《謇齋瑣綴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類，冊239。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國朝典故本印。
    （明）文鎮亨，《長物志》，收入《粵雅堂叢書》，三編，第二十四集，冊246-247。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三年南海伍氏刊本。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编，冊253-254。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嘉靖刻本印。
    （明）火源潔等，（明）劉三吾序，《華夷譯語》不分卷，日本東洋文庫藏，明刊本。
    （明）王九思，《渼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13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嘉靖刻崇禎補修本影印。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79-12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79-12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王可大，《國憲家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冊183-184。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據萬曆十年自刻本印。
    （明）王兆云編，《說圃識詮》，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類，冊248。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明徐應端刻本印。
    （明）王圻，《（明萬曆）續文獻通考》，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冊185-189。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據明萬曆三十一年曹時聘等刻本印。
    （明）王宗載，《四夷館考》，收入《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第2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據東方學會印本。
    （明）王直，《抑菴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41-124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王慎中，《遵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王鳴鶴，《登壇必究》，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子部，冊34-3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明萬曆刻本印。
    （明）王瓊，《晉溪奏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詔令奏議類，冊59。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據明嘉靖二十三年刻本。
    （明）王鏊，《震澤長語》，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冊105。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影印。
    （明）申時行，《綸扉簡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16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申時行等，《（萬曆）大明會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冊789-792。
    （明）江旭奇輯，《朱翼》，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第206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萬曆四十四年刻本印。
    （明）何喬遠，《名山藏》，收入《四庫禁毀書目》，史部，冊26-4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崇禎刻本印。
    （明）何夢春，《何燕泉先生餘冬序錄》，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院圖書館藏，嘉靖刊本。
    （明）余子俊，《余肅敏忠公奏議》，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冊5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嘉靖刻本印。
    （明）吳仁度，《吳繼疎先生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172。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乾隆吳烔刻本印。
    （明）吳亮輯，《萬曆疏鈔》，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58-6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影印。
    （明）呂本等校，《明寶訓》，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雜史類，册54。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據明萬曆三十年秣陵周氏大有堂刻本影印。
    （明）宋濂，王禕等，《元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0-53。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明）李日華，《官制備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職官類，冊259。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武林魯氏刻四六全書本影印。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5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李東陽等，《（弘治）大明會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17-61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李賢，《古穰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李默等，《吏部職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職官類，冊258。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據上海圖書館藏萬曆刻本印。
    （明）李默等，《吏部職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職官類，冊258。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印。
    （明）李贄，《讀升庵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冊124。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據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明）李騰芳，《李湘洲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173。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刻本印。
    （明）沈德符，《野獲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11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補修本印。
    （明）周應賓，《舊京詞林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職官類，冊259。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據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叢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影印。
    （明）林堯俞等纂修，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97-5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邱濬，《重編瓊台會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4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俞汝楫，《禮部志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97-5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范守己，《皇明肅皇外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雜史類，冊52。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宣統抄本印。
    （明）倪謙，《倪文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4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唐誥等，《（萬曆）和州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安徽省，第641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95，據明萬曆三年刊本印。
    （明）唐鶴徵，《皇明輔世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冊98。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崇禎刻本印。
    （明）夏言，《南宮奏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2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孫旬輯，《皇明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奏令詔議類，冊787。上海：上海古籍，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自刻本影印。
    （明）孫曠編，《書畫跋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徐日久輯，《五邊典則》，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25-2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舊鈔本印。
    （明）徐學謨，《徐氏海隅集・外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124-125。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文嘏重刻本影印。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6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高拱，《高文襄公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108。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印。
    （明）高濂，《遵生八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7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張元忭，《館閣漫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職官類，冊258-259。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據明不二齋刻本印。
    （明）張天復，《皇輿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冊166。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影印。
    （明）張天復，《鳴玉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1348。上海：上海古籍，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陳文燭刻本影印。
    （明）張文憲，《殳山先生遺稿》，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明別集類 ，冊108。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明）張四維，《條麓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13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二十三年刻本影印。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冊1168-11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民國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學社印本影印。
    （明）張鼐，《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冊76-7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崇禎二年刻本印。
    （明）張燮，《東西洋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9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曹參芳，《遜國正氣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雜史類，册55。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明）梁儲，《鬱洲遺藳》，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章潢撰，《圖書編》，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968-97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郭棐修，《（萬曆）廣東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冊197-198。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三十年刻本印。
    （明）郭鑒輯，呂維祺增補，《四譯館增訂館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職官類，冊7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影印明崇禎刻清康熙補刻印本影印。
    （明）陳士元，《諸史夷語解義》，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光緒十三年刻本影印。
    （明）陳全之，《蓬窗日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冊110。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明嘉靖四十四年祁縣知縣岳木刻本影印。
    （明）陳際泰，《已吾集》，收入《四庫禁毀書目》，集部，冊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平圖書館藏清順治李來泰刻本印。
    （明）陸深，《儼山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6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焦竑輯，《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冊100-106。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印。
    （明）程政敏，《篁墩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42-125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明）黃光昇，《昭代典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編類，冊12-13。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萬卷樓刻本影印。
    （明）黃佐，《南廱志》，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職官類，冊257。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明嘉靖二十二年刻增修本印。
    （明）黃佐，《翰林記》，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9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楊子器修，《（弘治）常熟縣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冊185。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鈔本影印。
    （明）楊榮，《文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4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明）萬表輯，《皇明經世文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18-1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明）董圮，《董中峰先生文選集》，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集部，冊12。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據明鈔本影印。
    （明）董應舉，《崇相集》，收入《四庫禁毀書目》，集部，冊102-10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崇禎刻本印。
    （明）賈三近，《皇明兩朝疏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奏令詔議類，冊465。上海：上海古籍，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蔣科等刻本影印。
    （明）過庭訓編，《本朝京省人物考》，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冊60-6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明）鄒泉，《古今經世格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類書類，冊177。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據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印。
    （明）翟九思，《萬曆武功錄》，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冊35-3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明萬曆刻本印。
    （明）翟耀修，《（萬曆）饒陽縣志》，收入《明代孤本方志選》，冊6。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0，據明萬曆二十九年刻本影印。
    （明）趙光宦，《說文長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小學類，冊195-196。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明崇禎四年趙均小宛堂刻本影印。
    （明）趙崡，《石墨鐫華》，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明）劉孔當，《翰林重考字義韻律大版海篇心鏡》。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葉天熹刊本。
    （明）劉洪訓，《四素山房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冊2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刻清康熙印本。
    （明）劉智，《天方至聖實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宗教類，冊12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分館藏乾隆四十三年金陵啟承堂刻五十年袁國祥印本影印。
    （明）蔡獻臣，《清白堂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明）鄭汝璧，《明功臣封爵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業書》，史部，職官類，冊258。臺南 : 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明）霍韜，《渭厓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68-69。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清乾隆十七年補修本印。
    （明）戴日強修，《（萬曆）餘姚縣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冊210。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明萬暦刻本影印。
    （明）薛俊，《日本考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冊255。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藍格鈔國朝典故本影印。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子部，冊3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萬曆四十四年刻本印。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263-264。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常熟刊本重印。
    （明）歸有光，《歸震川先生尺牘》，收於氏著《震川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8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印。
    （明）羅圭峰，《圭峰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5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印。
    （明）邊貢，《華泉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印。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冊735-7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明）嚴嵩，《南宮奏議》，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冊4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嘉靖二十四年嚴氏鈐山堂刻本印。
    （明）顧清，《東江家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6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故宮博物院印。
    （清）王平格等纂修，《榆次縣志》。臺北：臺灣學生，1986，據同治二年刊本影印。
    （清）吳輔宏等修，《（乾隆）大同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據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清）宋如林等修，《（道光）蘇州府志》，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館藏，清道光四年刊本。
    （清）宣世濤修，《（乾隆）永昌府志》，收入《稀見方志叢刊》，冊52-53。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據乾隆五十年刻本影印。
    （清）查繼佐撰，《罪惟錄》，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冊3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民國二十五年四部叢刊三編影印稿本影印。
    （清）夏泉，《退庵筆記》（抄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3輯 ，冊28。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鈔本影印。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868-86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清）張廷玉等，《明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297-30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清）梁清遠，《雕丘雜錄》，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冊113。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據清康煕二十一年梁允桓刻本。
    （清）陸文煥等纂修，《（康熙）臨安縣誌》，收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冊14。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清康熙十四年刻二十二年增修本影印。
    （清）嵇璜，《皇朝通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42-64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清）湯有光修，《（康熙）儀徵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冊13。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清康熙七年刻三十二年增修後印本影印。
    （清）鄂爾泰等修，《雲南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69-570。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清）黃成章修，《（雍正）通州新志》。收入《著名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系列：首都圖書館藏稀見地方志》，冊1。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清）黃宗羲編，《明文海》，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52-1458。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清）楊恩原修，《(康熙)鞏昌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甘肅府縣志輯2。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康熙27年刻本影印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2958-2960。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功順堂叢書本印。
    （清）鄭梁，《寒村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256。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康熙刊本影印。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目錄類，冊277。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雍正四年刻本印。
    （朝）金景善，《燕轅直指（ㄧ）》，收入《朝鮮燕行錄》，冊71。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明）Kujiyar（闊識牙兒），海答兒譯，《明譯天文書》，收入《中國回回曆法輯叢》。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6。


    二、專書

    （一） 中文專書

    中國少數民族教育史編委會、韓達，《中國少數民族教育史》（三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
    万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孔慧怡，《重寫翻譯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1974。
    王紅春，《明代進士家狀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
    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証》，收入《海寧王靜安遺書先生》，冊39。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王靜，《中國古代中央客館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包詩卿，《翰林與明代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史金波、黃潤華，《中國歷代民族古文字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辰出版社，1996。
    石田幹之助，賈敬顏、朱風輯，《蒙古譯語 女真譯語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亦鄰真，《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任萍，《明代四夷館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5。
    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
    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與藝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林麗月，《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
    洪金富，《元代蒙古語文的教與學》。臺北：蒙藏委員會，1990。
    唐吉思，《藏傳佛教與蒙古族文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7。
    烏云高娃，《明四夷館韃靼館及華夷譯語韃靼来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崔瑞德（Twitchett, Denis Crispin.）、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等 ；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張美平，《晚清外語教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費正清主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馮春田，《明清山東方言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
    楊暘，《明代奴兒干都司及其衛所研究》。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
    劉季倫，《李卓吾》。臺北：東大出版社，1997。
    劉迎勝，《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劉迎勝，《華言與番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語言交流的言語橋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
    熱扎克‧實提尼亞，《西域翻譯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6。
    黎難秋，《中國口譯史》。青島：青島出版社，2002。
    謝貴安，《明實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二） 外文專書

    Robin, David M. 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大木康，《中国明末のメディア革命―庶民が本を読む》。東京：水刀書房，2009。
    西田龍雄，《緬甸館譯語の研究 : ビルマ言語學序説》。京都：松香堂，1972。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2004。
    阪倉篤秀，《明王朝中央統治機構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孟達來，《『元朝秘史』におけるモンゴル語漢学音訳方式の研究》。東京：風間書局，2020。
    河內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東京：同朋社，1992。
    宮紀子，《モング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
    烏拉熙春，《明代の女真人 『女真訳語』から『永寧寺記碑』へ》。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2009。
    渡昌弘，《明代国子監政策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9。
    新宮學，《北京遷都の研究——近世中国の首都移転》。東京：汲古書院，2005。
    檀上寬，《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2013。
    檀上寬，《明朝專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東京：汲古書院，1995。

    三、 論文

    （一） 中文論文

    万明，〈明代外交詔令的分類考察〉，《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9）：36-46。
    万明，〈明代詔令文書研究——以洪武朝為中心的初步考察〉，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八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1-35。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王弘志，〈叛逆的譯者─中國近代翻譯史上統治者對譯者的焦慮〉，《翻譯史研究集刊》，第13輯（2010）：1-55。
    王雄，〈明朝的四夷館及其對譯字生的培養〉，《民族研究》，第2期（1987）：62-69。
    王賡武，〈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收入《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費正清編，29-5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王鴻泰，〈聖王之道──明文皇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臺大歷史學報》，第57期（2016）：117-181。
    任小波，〈明代《西番館來文》研究釋例〉，《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1輯（2008），191-217，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任小波，〈明代西番館的設立與職司〉，《文史知識》，第8號（2006）：69-73。
    任萍，〈明代四夷館的學生管理模式考證〉，《浙江樹人大學學報》，第1期（2014）：104-109
    任萍，〈記我國最早的翻譯學校─明四夷館考察〉，《上海翻譯》，第2期（2007）：53-56。
    庄國土，〈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南洋問題研究》，第3期（2005）：1-8。
    余定邦，〈明代的四夷館〉，收入《慶祝中山大學建校六十週年東亞歷史論文集》，20-28。廣東：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1984。
    吳鈞，〈從《西番館來文》看對藏的管理〉，收入《吳均藏學集（上）》，氏著，58-85。北京：中國西藏出版社，2007。
    李小波，〈論明代奏章通進渠道〉，《文史》，第3輯（2017）：215-238。
    李云泉，〈明代中央外事機構論考〉，《東岳論叢》，第27卷第5期（2006）：128-133。
    李紅梅，〈明代四夷館的設立與外語教學的考辨〉，《蘭台世界》，第15期（2015）：106-107。
    汪向榮，〈籌海圖編的版本與作者〉，《讀書》，第9期（1983）：77-79。
    汪向榮，〈關於籌海圖編〉，收入《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159-217。長沙：岳麓書社，1985。
    周靜，〈我國最早翻譯館四夷館組織制度研究〉，《蘭台世界》，第12期（2013）：139-140。
    和洪勇，〈明代吏員的遷轉〉，收入《明清論叢》第三輯，123-132。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屈文君，〈論元代君臣關係的主奴化〉，《江海學刊》，第1期（2004）：139-144。
    林子，〈明代的官辦語言學校─四夷館〉，《新疆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第2期（1989）：66-69
    唐吉斯，〈永樂本西番館雜字所見漢藏語言性質〉，《民族語文》，第2期（2010）：31-37。
    唐克軍，〈明代官員升遷路徑述論〉，《明清史》，第4期（2004）：30-39。
    宮崎市定，〈以元朝統治下的蒙古官職為中心的蒙漢關係〉，《食貨》，復刊第5卷第8期（1975）：27-39。
    徐玉虎，〈鄭和下西洋于諸番国勒石立碑新考〉，收入《鄭和遠航与世界文明－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論文集》，王天有等編，68-96。北京：北京大学，2005。
    徐泓，〈百年來鄭和下西洋目的性質之研究〉，《東吳歷史學報》，第16期（2006）：25-52。
    烏云高娃，〈日本學者對明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狀況〉，取自http://big.hi138.com/wenhua/lishixue/200605/52089.asp（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烏云高娃，〈永樂本《華夷譯語》韃靼館來文校釋〉，《歐亞學刊》，第5輯（2005）：257-285。
    烏云高娃，〈明四夷館女真館與朝鮮司譯院女真譯學〉，《中國史研究》，第1期（2005）：127-133。
    烏云高娃、劉迎勝，〈明四夷館韃靼館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2002）：62-68
    特木勒，〈明暹羅館設置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 期（2001）：180-186。
    特木勒，〈遷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1輯（2009）：174-175。
    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中助詞的特殊用法〉，《中國語文》，第5期（2002）：459-472。
    翁宇雯，〈真主的追隨者：明武宗及其官窯回回文器皿〉，《故宮學術季刊》，第29卷第2期（2011）：147-222。
    張文德，〈從暹羅館的設立看明朝後期與暹羅的文化交流〉，《東南亞縱橫》，第11期（2009）：8-16。
    張秀燕，〈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翻譯學校─四夷館〉，《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8）：324-325
    張美平，〈教習譯寫番字，事雖輕而干係重─明代四夷館翻譯教學述略〉，《中國科技翻譯》，第24卷第2期（2011）：62-65。
    張哲郎，〈明代官銜名詞解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2002）：115-141。
    曹仕邦，〈明成祖對佛教的政治利用〉，《國際佛學研究》，創刊號（1991）：281-290。
    陳尚勝，〈論宣德至弘治時期明朝對外政策的收縮〉，《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4）：80-126。
    陳垣，〈跋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收入《陳垣全集》第23冊，509-511。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據1927年輔仁大學影印本印。
    彭江江，〈《蒙古秘史》複合助詞「有來」研究〉，《現代語文》，第6期（2015）：48-52。
    黃明光，〈明代譯字教育譯述〉，《民族研究》，第1期（1996）：67-74。
    葛治倫，〈我國最早的一所外語學校─明代的四夷館〉，《外國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第2期（1987）：52-53。
    鄒懷強，〈和順人在中緬貢賜外交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陸路交流為例〉，《保山學院學報》，第2期（2012）：44-46。
    趙彥昌，〈明清奏本運轉流程研究〉，《檔案學通訊》，第4期（2010）：30-34。
    劉迎勝，〈中古亞洲雙語字典編纂傳統：從雙語辭典學導論談起〉，《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0輯（2008）：42-66。
    劉迎勝，〈古代中原與內陸亞洲地區的語言交往〉，《學術集林》，第7卷（1996）：167-203。
    劉迎勝，〈宋元至清初我國外語教學史的研究〉，《江海學刊》，第3期（1998）：112-118。
    劉迎勝，〈波斯文在東亞時代的開啟與終結〉，《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1期（2013）：70-79。
    劉紅軍、孫伯君，〈存世華夷譯語及其研究〉，《民族研究》，第2期（2008）：47-55。
    蕭啟慶，〈元代的通事和譯史：多元民族國家中的溝通人物〉，收入《元朝史新論》，氏著，323-384。臺北：允屒文化實業公司，1999。
    謝再善，〈略談元朝的蒙古文翻譯〉，收入《翻譯論集》，第1輯，羅新璋、陳應年編， 141-151。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羅茂瑞（Morris Rossabi），〈官員與西北中國〉，收入《法國漢學》，第12輯， 43-61，北京：中華書局，2007。
    羅瑋，〈漢世胡風：明代社會中的蒙元服飾遺留初探——以圖文互證方法與社會史視野下的考察為中心〉，《興大歷史學報》，第22期（2000）：21-56。

    （二） 西文論文

    Ross, Edward Denison.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Oriental College, and a 16th Century Vocabulary of the Luchuan(琉球) Language.” T’oung Pao, vol. 9 (1908): 689-695.
    Ford, Graeme. “The Uses of Persian in imperial China: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s of the Great Ming.” In The Persianate World: The Frontiers of a Eurasian Lingua Franca, edited by Green Nile, 113-13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全文可見https://www.jstor.org/stable/j.ctvr7fdrv （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Crossley, Pamela Kyle. “Structure and Symbol in the Role of the Ming-Qing Foreign Translation Bureaus.”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no.5 (1991): 38-67.
    Pelliot, Paul. “Le Sseu-yi-kouan et le Houei-t’ong-kouan in 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T’oung Pao, vol.38 (1948): 207-290.
    Pelliot, Paul. “四譯館則Sseu yi kouan tso(Reglements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 by 呂維祺Lu Wei-Ki Review.” T’oung Pao, vol.26 (1928): 53-61.
    Wild, Norman.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su I Kuan四夷譯館(Bureau of Translato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no. 3(1945): 617-640.


    （三） 日文論文

    上村忠昌，〈16世紀の『海篇』類「夷字音釈」と『使琉球録』の「夷字」―ゴンザとバイエルの「いろは」をさかのぼる―〉，《地域情報》，第37卷第2期（2010）：115-134。
    大岩本幸次，〈明代海篇類字書知見錄〉，《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9號（2004）：101-136。
    山崎岳，〈乙種本華夷譯語韃靼館來文の研究—東洋文庫本—〉，《日本文化》，第31輯（1951）：62-90。
    山崎忠，〈我が国に於ける華夷訳語研究史〉，《朝鮮学報》，第5號（1953）：163-165。
    山崎忠，〈我が国に於ける華夷訳語研究史補遺〉，《朝鮮学報》，第6號（1954）：163-165。
    川本邦衛，〈占城国訳語の成立─明代言語資料の側面〉，《芸文研究》，第54號（1989）：331-313。
    川越泰博，〈洪武・永楽期の明朝と東アジア海域――『皇明祖訓』不征諸国の条文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收入《海域交流と政治権力の対応》，井上徹編。東京：汲古書院，2011。
    中村雅之，〈『華夷訳語(甲種)』漢字音訳の基礎方言(再論)〉，《KOTONOHA》，第122號（2013）：26-30。
    內藤湖南，〈華夷訳語の発見〉，收入《目睹書譚》，氏著，366-369。京都：弘文堂書房，1948。
    本田實信，〈回回館訳語に就いて〉，《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1號（1963）：222-150。
    田坂興道，〈回回館譯語語譯〉，《東洋學報》，第30卷（1943）：1-2。
    石田幹之助，〈江ハンの「四訳館考」とドヴエリアの「四訳館史」〉，《天理図書館報》，第1號（1949）：3-17。
    庄垣内正弘，〈畏兀児館譯語の研究─明代ウイグル口語の再構─〉，《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第14號（1984）：151-172。
    江島壽雄，〈明正統における女直朝貢の制限〉，收入《明代清初の女直史研究》，129-149。福岡：中國書店，1999。
    竹越孝，〈至元譯語校異〉，《KOTONOHA》，第43號（2006），取自http://www.for.aichi-pu.ac.jp/museum/pdf/takekoshi43.pdf （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羽田亨，〈華夷譯語の編者馬沙亦黒〉，《東洋學報》，第7卷（1917）：437-446。
    羽田野伯猷，〈永楽刻チベット蔵経おぼえ書〉，《密教文化》，第108號（1974）：92-65。
    西田龍雄，〈十六世紀における西康省チヘット語 天全方言について——漢語・チヘット語単語集いわゆる丙種本『西番館諜語』の研究——〉，《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7號（1963）：174-184。
    更科慎一，〈論四夷館華夷訳語音訳漢字漢語音系〉，《南開語言學刊》，第1期（2018）：37-45。
    杉山清彥，〈明初のマンチュリア進出と女真人羈縻衛所制──ユーラシアからみたポスト=モンゴル時代の北方世界──〉，收入《中世の北東アジアとアイヌ──奴児干永寧寺碑文とアイヌの北方世界──》，菊池俊彦・中村和之編，105-134。東京：高志書院，2008。
    沈衛榮，片桐宏道譯，〈懐柔遠夷"言説における明代中国・チベットの政治・文化関係〉，收入《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264-310。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
    河內弘良，〈明代女真の外交文書について〉，收入《東方学会創立50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457-472。東京：東方学会，1997。
    河內弘良，〈明代遼陽の東寧衞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4卷第4號（1986）：677-715。
    泉井久之助，〈八百館雑字ならびに来文の解読〉，《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2號（1953）：1-108。
    宮崎市定，〈洪武から永楽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4號（1969）：1-23。
    神田喜一郎，〈明の四夷館に就いて〉，《史林》，第12卷第4號（1927）：519-534。
    舩田善之，〈日本宛外交文書からみた大モンゴル国の文書形式の展開〉，《史淵》，第146卷（2009）：1-23。
    高橋亨，〈明代庶吉士制度の成立とその背景〉，《集刊東洋学》，第96號（2006）：63-82。
    渡部薫太郎，〈女真館来文通解〉，《亜細亜研究》，第11號（1933）：無頁碼標示。
    渡邊三男，〈華夷譯語および日本館譯語について〉，《駒澤大學研究紀要》，第18號（1960）：120-135。
    檀上寬，〈明初建文朝の歴史的位置〉，《中国—社会と文化》，第7號（1992）：163-182。


    四、 學位論文

    任小波，〈明代西番館與西番館來文─兼論四夷館考西番在清代的變異〉。碩士論文，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2007。
    阮劍豪，〈元典章詞語研究〉。博士論文，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字學，2009。
    胡秋碧，〈明清時期的四譯館〉。碩士論文，廈門大學歷史學，2008。
    許錫鐸，〈明代通政使司職權之研究〉。碩士論文，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12。
    Lotze, S. Johannes. “Translation of Empire: Mongol Legacy,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Early Ming World Order, 1368-145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17.全文可見https://www.research.manchester.ac.uk/portal/files/64901158/FULL_TEXT.PDF （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佐野智子，〈元、明代中藏関係史の研究〉。博士論文，築波大学歷史人類學研究科，1994。
    描述: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96153506
    資料來源: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096153506
    資料類型: thesis
    DOI: 10.6814/NCCU202001831
    顯示於類別:[歷史學系]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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