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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3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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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 明代的四夷館與譯字生
The Siyi Guan and Its Students in Ming Dynasty |
| Authors: | 朱冬芝
Chu, Ton-Chi |
| Contributors: | 徐泓
Hsu, Hong
朱冬芝
Chu, Ton-Chi |
| Keywords: | 四夷館
譯字生
譯字教育
華夷譯語
制度變遷
Siyi Guan (Translating college)
Yizi Sheng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Huayi Yiyu (Sino-babarian lexic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
| Date: | 2020 |
| Issue Date: | 2021-01-04 11:06:26 (UTC+8) |
| Abstract: | 四夷館可以說是在元代譯學基礎下，配合明太宗的野心而設立的學校。它有別於以往漢人王朝的制度，也有別於元代的譯學教育與譯官體系，是一個混合前代譯學，並結合明代學校養士、科舉取士的政策，進而形成的新制度。
始於永樂朝廷的四夷館，首先選取監生、舉人擔任譯字生，並依照科舉取士的原則，給予投考科舉、比照正途出身的優典。然而，優典卻引起中葉以來私學譯字的奔競風氣，甚至造成賄選，打擊館生的素質。致使晚明朝廷只能改以嚴格考課，謀求譯字世業化，將譯字生固定於九品序班，以辦事名義安排於內閣、史館、四夷館，擔任謄錄與譯字的工作。館生素質與授官品級，導致四夷館逐漸淪為陰陽、醫學之流，被描述為譯字不彰、無用的機構。官員們一方面強調四夷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以正途自居，難免輕譯的傳統。
由此可見，四夷館的興衰反映了征服王朝底下的多元譯學，在進入漢人王朝之後，隨著明代政局的轉化，逐漸混合並趨近於成熟。選取譯字生的部分，說明了朝廷選材用人制度的轉變，可在另一方面，四夷館館員與館生們所編寫的《華夷譯語》，當中由漢人譯字官員譯寫的漢文，卻刻意沿用元代的蒙人譯寫漢文的直譯口說文體，不但留下元朝的遺風，也透露出明代中國在對域外交流方面，其文字的呈現風格顯然內外有別。透過四夷館制度周邊的人事、底下的譯字生，以及它所採用的譯寫規則，可說明元明文化的交替與明代制度的特色。
The siyi guan, or “translation bureaus”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an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y, which had existed since the Yuan dynasty as well as under Emperor Yungle ambition. Its existence not only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ese government, but was similar to translation educational and the bureaucratic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showed a new face that mixed translation study and school education of the previous dynasty.
The students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and the first-degree scholars selected by the court are qualified as translation students and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dmissions and receive a special, courteous treatment as an formal official. However, this special, courteous treatment raised morale due to the desire for fame and fortune available in private translating school. Further, it caused bribery and reduced the qualities of students. Responding to a decay of translating affairs, the court made a change of policies, such as adapting strict evolution, limiting the translation career inherited within families, fixing translating students at the 9th rank, and the arranging of their transcribing and translating work at “the grand secretariat” (neige),” historial hall” (shiguan), and siyi guan as a title of “clerk” (banshi). Due to the students’ quality and the official rank, the siyi guan was described as a useless institution, similar to naturalistic and medical school. Ironically, the official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iyi guan 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ould not escape the tradition of regarding translation with contemp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yi guan reflected the multi-translations studies in a conquering empire. More clearly speaking, the siyi guan developed it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Chinese retook control over it across the Chinese territory. Interestingl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sino-babarian lexicon” (huayi yiyu) compiled by the siyi guan was expected to be re-written by Chinese officials but the Yuan dynasty turned out to continue using the Mongolian version.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revealing how the translation of words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Yuan to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personnel of the siyi guan, the affiliated students, and the adoption of translative principles, it revealed a turn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
| Reference: | 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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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868-86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印。
（清）張廷玉等，《明史》，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297-30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清）梁清遠，《雕丘雜錄》，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冊113。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據清康煕二十一年梁允桓刻本。
（清）陸文煥等纂修，《（康熙）臨安縣誌》，收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冊14。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清康熙十四年刻二十二年增修本影印。
（清）嵇璜，《皇朝通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42-64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清）湯有光修，《（康熙）儀徵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冊13。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清康熙七年刻三十二年增修後印本影印。
（清）鄂爾泰等修，《雲南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69-570。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清）黃成章修，《（雍正）通州新志》。收入《著名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系列：首都圖書館藏稀見地方志》，冊1。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清）黃宗羲編，《明文海》，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52-1458。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清）楊恩原修，《(康熙)鞏昌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甘肅府縣志輯2。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康熙27年刻本影印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冊2958-2960。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功順堂叢書本印。
（清）鄭梁，《寒村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256。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康熙刊本影印。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目錄類，冊277。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據清雍正四年刻本印。
（朝）金景善，《燕轅直指（ㄧ）》，收入《朝鮮燕行錄》，冊71。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明）Kujiyar（闊識牙兒），海答兒譯，《明譯天文書》，收入《中國回回曆法輯叢》。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6。
二、專書
（一） 中文專書
中國少數民族教育史編委會、韓達，《中國少數民族教育史》（三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
万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孔慧怡，《重寫翻譯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冊。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1974。
王紅春，《明代進士家狀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
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証》，收入《海寧王靜安遺書先生》，冊39。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
王靜，《中國古代中央客館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包詩卿，《翰林與明代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史金波、黃潤華，《中國歷代民族古文字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辰出版社，1996。
石田幹之助，賈敬顏、朱風輯，《蒙古譯語 女真譯語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亦鄰真，《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任萍，《明代四夷館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5。
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
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與藝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林麗月，《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
洪金富，《元代蒙古語文的教與學》。臺北：蒙藏委員會，1990。
唐吉思，《藏傳佛教與蒙古族文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7。
烏云高娃，《明四夷館韃靼館及華夷譯語韃靼来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崔瑞德（Twitchett, Denis Crispin.）、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等 ；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張美平，《晚清外語教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費正清主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馮春田，《明清山東方言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
楊暘，《明代奴兒干都司及其衛所研究》。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
劉季倫，《李卓吾》。臺北：東大出版社，1997。
劉迎勝，《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劉迎勝，《華言與番音：中古時代後期東西語言交流的言語橋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
熱扎克‧實提尼亞，《西域翻譯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6。
黎難秋，《中國口譯史》。青島：青島出版社，2002。
謝貴安，《明實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二） 外文專書
Robin, David M. 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大木康，《中国明末のメディア革命―庶民が本を読む》。東京：水刀書房，2009。
西田龍雄，《緬甸館譯語の研究 : ビルマ言語學序説》。京都：松香堂，1972。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2004。
阪倉篤秀，《明王朝中央統治機構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孟達來，《『元朝秘史』におけるモンゴル語漢学音訳方式の研究》。東京：風間書局，2020。
河內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東京：同朋社，1992。
宮紀子，《モング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
烏拉熙春，《明代の女真人 『女真訳語』から『永寧寺記碑』へ》。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2009。
渡昌弘，《明代国子監政策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9。
新宮學，《北京遷都の研究——近世中国の首都移転》。東京：汲古書院，2005。
檀上寬，《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京都大學出版社，2013。
檀上寬，《明朝專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東京：汲古書院，1995。
三、 論文
（一） 中文論文
万明，〈明代外交詔令的分類考察〉，《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9）：36-46。
万明，〈明代詔令文書研究——以洪武朝為中心的初步考察〉，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八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1-35。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王弘志，〈叛逆的譯者─中國近代翻譯史上統治者對譯者的焦慮〉，《翻譯史研究集刊》，第13輯（2010）：1-55。
王雄，〈明朝的四夷館及其對譯字生的培養〉，《民族研究》，第2期（1987）：62-69。
王賡武，〈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收入《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費正清編，29-5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王鴻泰，〈聖王之道──明文皇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臺大歷史學報》，第57期（2016）：117-181。
任小波，〈明代《西番館來文》研究釋例〉，《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1輯（2008），191-217，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任小波，〈明代西番館的設立與職司〉，《文史知識》，第8號（2006）：69-73。
任萍，〈明代四夷館的學生管理模式考證〉，《浙江樹人大學學報》，第1期（2014）：104-109
任萍，〈記我國最早的翻譯學校─明四夷館考察〉，《上海翻譯》，第2期（2007）：53-56。
庄國土，〈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南洋問題研究》，第3期（2005）：1-8。
余定邦，〈明代的四夷館〉，收入《慶祝中山大學建校六十週年東亞歷史論文集》，20-28。廣東：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1984。
吳鈞，〈從《西番館來文》看對藏的管理〉，收入《吳均藏學集（上）》，氏著，58-85。北京：中國西藏出版社，2007。
李小波，〈論明代奏章通進渠道〉，《文史》，第3輯（2017）：215-238。
李云泉，〈明代中央外事機構論考〉，《東岳論叢》，第27卷第5期（2006）：128-133。
李紅梅，〈明代四夷館的設立與外語教學的考辨〉，《蘭台世界》，第15期（2015）：106-107。
汪向榮，〈籌海圖編的版本與作者〉，《讀書》，第9期（1983）：77-79。
汪向榮，〈關於籌海圖編〉，收入《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159-217。長沙：岳麓書社，1985。
周靜，〈我國最早翻譯館四夷館組織制度研究〉，《蘭台世界》，第12期（2013）：139-140。
和洪勇，〈明代吏員的遷轉〉，收入《明清論叢》第三輯，123-132。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屈文君，〈論元代君臣關係的主奴化〉，《江海學刊》，第1期（2004）：139-144。
林子，〈明代的官辦語言學校─四夷館〉，《新疆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第2期（1989）：66-69
唐吉斯，〈永樂本西番館雜字所見漢藏語言性質〉，《民族語文》，第2期（2010）：31-37。
唐克軍，〈明代官員升遷路徑述論〉，《明清史》，第4期（2004）：30-39。
宮崎市定，〈以元朝統治下的蒙古官職為中心的蒙漢關係〉，《食貨》，復刊第5卷第8期（1975）：27-39。
徐玉虎，〈鄭和下西洋于諸番国勒石立碑新考〉，收入《鄭和遠航与世界文明－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論文集》，王天有等編，68-96。北京：北京大学，2005。
徐泓，〈百年來鄭和下西洋目的性質之研究〉，《東吳歷史學報》，第16期（2006）：25-52。
烏云高娃，〈日本學者對明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狀況〉，取自http://big.hi138.com/wenhua/lishixue/200605/52089.asp（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烏云高娃，〈永樂本《華夷譯語》韃靼館來文校釋〉，《歐亞學刊》，第5輯（2005）：257-285。
烏云高娃，〈明四夷館女真館與朝鮮司譯院女真譯學〉，《中國史研究》，第1期（2005）：127-133。
烏云高娃、劉迎勝，〈明四夷館韃靼館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2002）：62-68
特木勒，〈明暹羅館設置考〉，《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 期（2001）：180-186。
特木勒，〈遷都前明朝四夷馆方位小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1輯（2009）：174-175。
祖生利，〈元代白話碑文中助詞的特殊用法〉，《中國語文》，第5期（2002）：459-472。
翁宇雯，〈真主的追隨者：明武宗及其官窯回回文器皿〉，《故宮學術季刊》，第29卷第2期（2011）：147-222。
張文德，〈從暹羅館的設立看明朝後期與暹羅的文化交流〉，《東南亞縱橫》，第11期（2009）：8-16。
張秀燕，〈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翻譯學校─四夷館〉，《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8）：324-325
張美平，〈教習譯寫番字，事雖輕而干係重─明代四夷館翻譯教學述略〉，《中國科技翻譯》，第24卷第2期（2011）：62-65。
張哲郎，〈明代官銜名詞解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2002）：115-141。
曹仕邦，〈明成祖對佛教的政治利用〉，《國際佛學研究》，創刊號（1991）：281-290。
陳尚勝，〈論宣德至弘治時期明朝對外政策的收縮〉，《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4）：80-126。
陳垣，〈跋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收入《陳垣全集》第23冊，509-511。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據1927年輔仁大學影印本印。
彭江江，〈《蒙古秘史》複合助詞「有來」研究〉，《現代語文》，第6期（2015）：48-52。
黃明光，〈明代譯字教育譯述〉，《民族研究》，第1期（1996）：67-74。
葛治倫，〈我國最早的一所外語學校─明代的四夷館〉，《外國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第2期（1987）：52-53。
鄒懷強，〈和順人在中緬貢賜外交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陸路交流為例〉，《保山學院學報》，第2期（2012）：44-46。
趙彥昌，〈明清奏本運轉流程研究〉，《檔案學通訊》，第4期（2010）：30-34。
劉迎勝，〈中古亞洲雙語字典編纂傳統：從雙語辭典學導論談起〉，《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0輯（2008）：42-66。
劉迎勝，〈古代中原與內陸亞洲地區的語言交往〉，《學術集林》，第7卷（1996）：167-203。
劉迎勝，〈宋元至清初我國外語教學史的研究〉，《江海學刊》，第3期（1998）：112-118。
劉迎勝，〈波斯文在東亞時代的開啟與終結〉，《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1期（2013）：70-79。
劉紅軍、孫伯君，〈存世華夷譯語及其研究〉，《民族研究》，第2期（2008）：47-55。
蕭啟慶，〈元代的通事和譯史：多元民族國家中的溝通人物〉，收入《元朝史新論》，氏著，323-384。臺北：允屒文化實業公司，1999。
謝再善，〈略談元朝的蒙古文翻譯〉，收入《翻譯論集》，第1輯，羅新璋、陳應年編， 141-151。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羅茂瑞（Morris Rossabi），〈官員與西北中國〉，收入《法國漢學》，第12輯， 43-61，北京：中華書局，2007。
羅瑋，〈漢世胡風：明代社會中的蒙元服飾遺留初探——以圖文互證方法與社會史視野下的考察為中心〉，《興大歷史學報》，第22期（2000）：21-56。
（二） 西文論文
Ross, Edward Denison.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Oriental College, and a 16th Century Vocabulary of the Luchuan(琉球) Language.” T’oung Pao, vol. 9 (1908): 689-695.
Ford, Graeme. “The Uses of Persian in imperial China: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s of the Great Ming.” In The Persianate World: The Frontiers of a Eurasian Lingua Franca, edited by Green Nile, 113-13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全文可見https://www.jstor.org/stable/j.ctvr7fdrv （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Crossley, Pamela Kyle. “Structure and Symbol in the Role of the Ming-Qing Foreign Translation Bureaus.” Central and Inner Asian Studies, no.5 (1991): 38-67.
Pelliot, Paul. “Le Sseu-yi-kouan et le Houei-t’ong-kouan in 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T’oung Pao, vol.38 (1948): 207-290.
Pelliot, Paul. “四譯館則Sseu yi kouan tso(Reglements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 by 呂維祺Lu Wei-Ki Review.” T’oung Pao, vol.26 (1928): 53-61.
Wild, Norman.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su I Kuan四夷譯館(Bureau of Translato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no. 3(1945): 617-640.
（三） 日文論文
上村忠昌，〈16世紀の『海篇』類「夷字音釈」と『使琉球録』の「夷字」―ゴンザとバイエルの「いろは」をさかのぼる―〉，《地域情報》，第37卷第2期（2010）：115-134。
大岩本幸次，〈明代海篇類字書知見錄〉，《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第9號（2004）：101-136。
山崎岳，〈乙種本華夷譯語韃靼館來文の研究—東洋文庫本—〉，《日本文化》，第31輯（1951）：62-90。
山崎忠，〈我が国に於ける華夷訳語研究史〉，《朝鮮学報》，第5號（1953）：163-165。
山崎忠，〈我が国に於ける華夷訳語研究史補遺〉，《朝鮮学報》，第6號（1954）：163-165。
川本邦衛，〈占城国訳語の成立─明代言語資料の側面〉，《芸文研究》，第54號（1989）：331-313。
川越泰博，〈洪武・永楽期の明朝と東アジア海域――『皇明祖訓』不征諸国の条文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收入《海域交流と政治権力の対応》，井上徹編。東京：汲古書院，2011。
中村雅之，〈『華夷訳語(甲種)』漢字音訳の基礎方言(再論)〉，《KOTONOHA》，第122號（2013）：26-30。
內藤湖南，〈華夷訳語の発見〉，收入《目睹書譚》，氏著，366-369。京都：弘文堂書房，1948。
本田實信，〈回回館訳語に就いて〉，《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1號（1963）：222-150。
田坂興道，〈回回館譯語語譯〉，《東洋學報》，第30卷（1943）：1-2。
石田幹之助，〈江ハンの「四訳館考」とドヴエリアの「四訳館史」〉，《天理図書館報》，第1號（1949）：3-17。
庄垣内正弘，〈畏兀児館譯語の研究─明代ウイグル口語の再構─〉，《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第14號（1984）：151-172。
江島壽雄，〈明正統における女直朝貢の制限〉，收入《明代清初の女直史研究》，129-149。福岡：中國書店，1999。
竹越孝，〈至元譯語校異〉，《KOTONOHA》，第43號（2006），取自http://www.for.aichi-pu.ac.jp/museum/pdf/takekoshi43.pdf （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羽田亨，〈華夷譯語の編者馬沙亦黒〉，《東洋學報》，第7卷（1917）：437-446。
羽田野伯猷，〈永楽刻チベット蔵経おぼえ書〉，《密教文化》，第108號（1974）：92-65。
西田龍雄，〈十六世紀における西康省チヘット語 天全方言について——漢語・チヘット語単語集いわゆる丙種本『西番館諜語』の研究——〉，《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7號（1963）：174-184。
更科慎一，〈論四夷館華夷訳語音訳漢字漢語音系〉，《南開語言學刊》，第1期（2018）：37-45。
杉山清彥，〈明初のマンチュリア進出と女真人羈縻衛所制──ユーラシアからみたポスト=モンゴル時代の北方世界──〉，收入《中世の北東アジアとアイヌ──奴児干永寧寺碑文とアイヌの北方世界──》，菊池俊彦・中村和之編，105-134。東京：高志書院，2008。
沈衛榮，片桐宏道譯，〈懐柔遠夷"言説における明代中国・チベットの政治・文化関係〉，收入《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264-310。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
河內弘良，〈明代女真の外交文書について〉，收入《東方学会創立50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457-472。東京：東方学会，1997。
河內弘良，〈明代遼陽の東寧衞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4卷第4號（1986）：677-715。
泉井久之助，〈八百館雑字ならびに来文の解読〉，《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2號（1953）：1-108。
宮崎市定，〈洪武から永楽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4號（1969）：1-23。
神田喜一郎，〈明の四夷館に就いて〉，《史林》，第12卷第4號（1927）：519-534。
舩田善之，〈日本宛外交文書からみた大モンゴル国の文書形式の展開〉，《史淵》，第146卷（2009）：1-23。
高橋亨，〈明代庶吉士制度の成立とその背景〉，《集刊東洋学》，第96號（2006）：63-82。
渡部薫太郎，〈女真館来文通解〉，《亜細亜研究》，第11號（1933）：無頁碼標示。
渡邊三男，〈華夷譯語および日本館譯語について〉，《駒澤大學研究紀要》，第18號（1960）：120-135。
檀上寬，〈明初建文朝の歴史的位置〉，《中国—社会と文化》，第7號（1992）：163-182。
四、 學位論文
任小波，〈明代西番館與西番館來文─兼論四夷館考西番在清代的變異〉。碩士論文，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2007。
阮劍豪，〈元典章詞語研究〉。博士論文，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字學，2009。
胡秋碧，〈明清時期的四譯館〉。碩士論文，廈門大學歷史學，2008。
許錫鐸，〈明代通政使司職權之研究〉。碩士論文，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12。
Lotze, S. Johannes. “Translation of Empire: Mongol Legacy,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Early Ming World Order, 1368-145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17.全文可見https://www.research.manchester.ac.uk/portal/files/64901158/FULL_TEXT.PDF （檢索日期：2020年4月20日）
佐野智子，〈元、明代中藏関係史の研究〉。博士論文，築波大学歷史人類學研究科，1994。 |
| Description: |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96153506 |
| Source URI: |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096153506 |
| Data Type: | thesis |
| DOI: | 10.6814/NCCU202001831 |
| Appears in Collections: | [歷史學系]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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