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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1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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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 中國傳播學門海歸學者知識生產策略分析（1987-2016）
An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Returne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1987-2016) |
| Authors: | 孫禕妮
Sun, Yi-Ni |
| Contributors: | 馮建三
孫禕妮
Sun,Yi-Ni |
| Keywords: | 中國傳播研究場域
海歸學者
政治機會結構
學術國際化
意識形態
Chinese communication academic field
Returnee-scholar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cade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deology |
| Date: | 2018 |
| Issue Date: | 2018-08-29 16:05:52 (UTC+8) |
| Abstract: | 作為跨國流動的知識群體，海歸學者是各國競逐經濟與意識形態論述權力的重要象徵。中國政府一方面期待海歸學者帶回先進的知識與技術，用以促進經濟增長並提升執政績效與合法性；另一方面，海歸學者因學習甚至浸淫於有別於中國的知識系統與生活模式，政府不免對其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是否背離官方框架，常有戒心。傳播學門以其知識性質，按理格外容易「惹事生非」，中國高校引入海歸學者的動因及其發展尤其值得探討。
本研究引用場域理論，通過深度訪談與文本分析，從中掌握高校引進海歸傳播學者的動因及其修辭，同時嘗試將海歸傳播學者分作六類，探索其知識生產的不同策略。作者發現，高校論述其引進海歸傳播學者的動因，主要有二：一是聲稱海歸學者是推動學術國際化的關鍵力量；二則認為海歸學者的研究潛能有益學風的變化，可以產生良性影響。其次，海歸傳播學者大多需要以不同的策略，在高教競爭與意識形態的脈絡中尋找政治機會結構，從而豐富或增加知識生產的主體性。海歸傳播學者選擇何種知識生產策略，大致取決於他們的價值立場、進入場域的方式，以及他們進入職場的世代。
惟應注意，進入中國傳播研究場域後，無論是海歸傳播學者或本土行動者，其知識生產的情境乃至於困境並無明顯差異。政府理當設計制度，儘量確保學術自主性；知識生產者應該勉力求進，試行邁向符合公共利益的知識生產，同時積極參與學術共同體的理性討論，為建構自律自主的學術社群而貢獻力量。
As an intellectual group with high transnational mobility, nearly all nations compete for returnee scholars as they represent discursive, ideolog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e expects returnee scholars bring back advanced and needed techniques and knowledge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enhance its legitimacy.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exposure to Western perspective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Chinese ones, makes the state suspect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deviate from official ideology and even a thorn in the side of China’s government. Therefore, why communication faculties in China, as a research field closely related with ideological issues, employ returnee scholars is of interest.
This study adopts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nd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 and textual analysis to bring out motives and discourses of returne scholars recruitments. In addition , the author differentiates knowledge-production strategies of returnee scholars into six groups. Discourses of recruiting returnee scholars fall mainly on two expectations. Recruiting universities consider returnee scholars a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promoting for them a more prestigious position in competing for more so-called acade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university normally puts faith in potentials of returnee scholars in exerting positive academic influences. Returnee scholars in turn will have to 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seek better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the university system, these knowledge-production agents would wish to enrich and broaden their spaces for manoeuvre. Three broad facts may explain why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re employed: people committed to various values, the way they enter the field is different, and the generations they happened to start their academic career.
It is concluded that once people enters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cademics, they are bound to be constrained or scrutinized in much a similar context, regardless whether they are returnee scholars or locally trained. Should build up and preserve or enrich academic autonomy a value cherished, the state needs to design accordingly a functional institution. For their part, intellectual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produce knowledge that interacts critically with what the local needs, they can engage actively with colleagues, so that a future autonomous academic field may be nourished.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cation Academic Field, returnee-scholar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cade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deology |
| Reference: | 〈國家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2003）。上網時間：2016年12月2日，取自「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test/2005-07/01/content_11547.htm
千人計劃網（2015）。〈2015年“海歸”將享有哪些優惠政策和優質服務？〉。上網日期：2015年8月23日，取自http://www.1000plan.org/qrjh/article/60907
國家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鄧小平思想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傳播教育課題小組（2014）。〈媒介融合時代的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基於18所國內新聞傳播院系的調研報告淺談傳播學的學術定位與學科發展〉，《國際新聞界》，4: 123-134。
方漢奇（2002）。《中國新聞傳播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王永亮 、李思綺 （2003）。〈0068：批判．理性．正氣〉，《人民網》。上網時間：2017年8月25日，取自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5/22072/2329964.html
王立銘（2016）。〈調查：中國學術機構女性學者嚴重流失》，《財新網》。上網時間：2016年9月22日，取自http://china.caixin.com/2016-01-02/100895232.html
王全林（2005）。《「知識份子」視角下的大學教師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論文。
王洪喆譯（2014）。〈自行車之後是什麼？——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開放時代》，4: 95-108。（原文Dallas W. S. [1994]. After bicycles, what? In T. Gubeck (Ed.),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230).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王楠（2014）。〈不同學術脈絡下生長的不同系統——海峽兩岸新聞傳播學術研究風格的差異〉，《東南傳播》，6: 3-36。
王瑞琦(2011)。〈全球化之下中國大陸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與轉型〉，《中國大陸研究》，1: 69-103。
王毓莉（2009）。〈初探中國大陸新聞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傳播與管理研究》， 8（2）：37-80。
王曉樂（2010）。〈民國時期公共關係教育創建始末：中國近代公共關係教育若干史料的最新發現〉，《新聞與傳播研究》， 17(6): 55-60。
任劍濤（2005）。〈國家、機構與生產者：三邊關係與知識生產〉，鄧正來編《中國書評》（第三輯），頁110-119。
任劍濤（2012）。《建國之惑 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朱立（1995）。〈傳播研究「中國化」的方向〉，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彙編》，頁21-3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江波（2004年8月）。〈鄧小平關於留學工作的思想〉，《神州學人》。上網日期：2017年9月27日。取自http://www.chisa.edu.cn/chisa/article/20040827/20040827170730_1.xml
許杰（2012）。〈论学院知识分子与大学公共性的自我实现〉，《国家教育行政学报》， 8: 54-59。
吳文虎（1995）〈對中國大陸傳播研究的思考〉，《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彙編》，頁79-91。
吳玉山（2007）。〈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山（主編)，《國家蛻變——國家政權的菁英與政策》，頁 309-335。臺北：五南。
吳飛（2009a）。〈傳播學研究的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 121-128。
吳飛（2009b）。〈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生產場域透視〉，《當代傳播》，4: 4-10。
吳飛（2014）。《重建巴別塔——吳飛談傳播學的想像力》。北京：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
吳飛、丁志遠（2010）。〈中國大陸傳播學的研究領域的實證分析〉，《國際新聞界》，4: 22-28。
吳飛、丁志遠（2011）。〈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特徵分析〉，《國際新聞界》，1: 28-36。
呂新雨（2007）。〈大陸新聞傳播學的知識生產狀況與現實問題〉，《當前知識狀況—2007亞洲華人文化論壇》，頁314。
李秀雲(2005)，〈留日生於中國新聞學的建立〉，李喜所（主編），《留學生與中外文化》，頁628-638。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李良榮（1995）。〈十五年來新聞改革的回顧與展望〉，《新聞大學》，春季號：3-8。
李良榮（2003）。〈期待創新——審視新聞傳播學學術期刊〉，《新聞記者》，3: 12。
李金銓（2015年12月3日）。〈美國主流傳播文獻的兩大真空〉，《中國社會科學報》。
李金銓（2018）。〈媒介專業主義的悖論〉，《國際新聞界》，4: 119-125。
李金銓、劉兢（2012）。〈海外中國傳媒研究的知識地圖〉，《開放時代》，237: 146-159。
李紅濤（2013）。〈中國傳播期刊知識生產的依附性：意識形態、機構利益與社會關係的制約〉，《傳播與社會學刊》，23: 81-112。
李彪、趙睿（2017）。〈新世紀以來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生命週期及學術權力地圖(2001-2016)——基於科學知識圖譜的分析〉。《國際新聞界》，7: 6-29。
李彬、劉海龍（2016）。〈20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回顧〉，《現代傳播》， 1: 32-43。
李雪濤（2016年7月6日）。《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留學史》，《中華讀書報》，第18 版。
李喜所（2005）。《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李琨（1998）。〈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及其現實意義〉，《國際政治研究》，4: 101-105。
李潔瓊（2016）。〈卓南生教授談日本新聞與傳播學教育的變遷與特徵〉，《國際新聞界》，2: 21-26。
汪琪（1999）。〈對台灣傳播學研究的思考和建議〉， 龍耘，袁軍，韓運榮編《傳播學在中國：傳播學者訪談》，頁386。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汪暉（1997）。〈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頁3-5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沈傑（2010）。〈青年、世代与社会变迁：世代理论的源起和演进〉，《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4: 188。
肖榮春（2013）。〈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與發展〉，《今傳媒》，9: 15-17。
周婉窈（1991）。《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原書Bloch, M. [1953].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NY: Knopf）
周梅雀（2002）。〈台灣課程知識處境的後殖民論述〉，《課程與教學季刊》，5(3): 65-80。
周棉（2008）。《留學生與中國的社會發展（二）》。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季建青（2010）。〈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与现实关注〉，《天涯》，5:173-189。
林垚（2015年12月5日）。《左翼自由主義需要怎樣的中國化？（下）》，《端傳媒》。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05-opinion-liberal-left-linyao/
林麗雲（2004）。《台灣傳播研究史》。臺北：遠流。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桂冠圖書。
邵軒磊（2015）。〈發展理論與世代論述——以戰後日本社會經驗為例〉，《東亞研究》，46(1): 35-64。
金兼斌（2003）。 《全球化與本土化夾縫中的生存——也談“海龜”傳播學者的研究策略選擇》，「中國傳播學論壇暨CAC/CCA中華傳播學術研討會」，上海。
金兼斌、王珊珊（2005）。〈全球化與本土化夾縫中生存—對海歸傳播學者研究狀
金耀基（1992）。〈中国国家社会主义下知识分子的角色〉，余英時（編）《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頁73-82。台北：聯經。
施正鋒、吳珮瑛（2009）。〈台灣的學術殖民主義與原住民族的知識主權〉，《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 1-24。
科技部（2011）。〈國家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上網時間：2016年11月18日，取自 http://www.most.gov.cn/kjgh/
約翰·蘭特、趙月枝、黃艾、張曉星（2014）。〈創新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趙月枝訪談錄〉，《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27-35。
胡翼青（2008）。〈雙重學術標準的形成：對批判學派夭折的反思〉，《國際新聞界》， 2008(7): 11-14。
胡翼青、王怡紅編（2012）。《傳播學科的奠定：1922-1947》。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胡翼青、張婧妍（2018）。〈中國傳播學40年:基於學科化進程的反思〉，《國際新聞界》，1: 72-89。
若深（2018）。《中國的至暗時刻正在降臨》，《新新聞》。上網時間：2018年4月5日，取自https://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80402150517394
韋路（2018）。〈中國傳播學國際發表的現狀與反思〉。《國際新聞界》，2: 154-165。
唐莉（2016）。《跨國資本對中國的學術認可體制是否有影響？》，「第四屆兩岸三地公共治理論壇」，臺北：台灣大學。
唐德剛（1991）。《中國之惑》。香港：香港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夏春祥（1999）。《媒介記憶與新聞儀式 : 二二八事件新聞的文本分析（1947-2000）》。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孫立平（2004）。《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孫旭培（1995）。〈中國大陸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彙編》，頁47-66。
孫旭培（2005）。《中國新聞與傳播研究的回顧》。上網時間：2017年1月2日，取自http://chinamediaresearch.cn/article/4026/
孫曉娥、邊燕傑（2011）。〈留美科學家的國內參與及其社會網絡 強弱關係假設的再探討〉，《社會》，2: 194-215。
徐友漁（2009）。〈中國三十年各派社會思潮——2009年2月28日在三味書屋的演講》。上網時間：2016年11月23日，取自「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26067.html
徐桂權（2016）。《從群眾到公眾：中國受眾研究的話語變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徐賁（2005）。《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秦秋（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學，一所99歲大學的120載校慶》，《端傳媒》。 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504-opinion-pku/
寇健文（2007）。〈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國家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3: 1-28。
崔燕（2011）。《學術自治與政治樊籠：對大陸傳播學研究的一種觀察》，「2011年中華傳播學年會」，新竹縣交通大學。
康賢鬥（2006）。〈韓國新聞傳播學與社會的互動〉，《現代傳播》，2: 14-46。
張君玫（2009）。《關於知識全球化的一些思考——後殖民與知識社會學的觀點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第二十六屆系際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
張志安、賈鶴鵬（2015）。〈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國際發表現狀與格局》，《新聞與傳播研究》，5: 5-18。
張志華（2016）。〈「新地球村」的想像—0068談傳播研究新實踐〉。《國際新聞界》，10: 54-67。
張明貴譯（2006）。《意識形態與烏托邦》。臺北：桂冠（原書Mannheim, K. [1954]. Ideology and utopia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UK: Routlage & Kegan Paul）
張茂桂（2002）。〈社會學研究的脈絡化：脫離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思維方式〉，《文化研究月刊》，45:15-20。
張振亭（2009）。《中國新時期新聞傳播學術史研究》。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張國良（1999）。〈復旦傳播學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龙耘， 袁军， 韩运荣編《傳播學在中國：傳播學者訪談》，頁133-140。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張詠（2013）。〈以真相的名義：留學知識份子對西方報導的批判及對新聞檢查的宣導〉，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286-324。香港中文大學。
張詠、李金銓（2008）。〈密蘇裡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編《文人論證：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頁321-350。政治大學出版社。
張錦華（2010）。《傳播批判理論：從解構到主體》。臺北：黎明文化
教育部（2016）。《中國留學回國就業藍皮書2015》。上網日期：2016年3月25，取自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6n/xwfb_160325_01/160325_sfcl01/201603/t20160325_235214.html
教育部（2016）。《解讀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上網時間：2016年12月7日，取自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5nztzl/2015_zt15/
曹征海（2015年7月2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傳播理論的建構〉，《光明日報》（中國），頁01。
曹書樂（2013）。《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梁元生（2009）。〈文化買辦、邊際人、之間人—鄺富灼與伍聯德〉，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編《買辦與近代中國》，頁279-294。三聯出版社。
章清（1996）。〈近代中國留學生發言位置轉換的學術意義——兼析近代中國知識樣式的轉型〉，《歷史研究》，4: 59-72。
許紀霖（2002）。〈從特殊走向普遍 ─ 專業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知識分子論叢》（第1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取自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02_xjl/002529.htm。
許紀霖（2005b）。〈知識生產是如何「再度國家化」的？〉，鄧正來編《中國書評》（第一輯），頁113-116。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許振家、翁福元（2014）。〈APA學術殖民現象的後殖民論述〉，《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 (3): 10-15。
郭中實、 陸曄（2008）。〈報告文學的「事實演繹」：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本管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係之變遷〉，《傳播與社會學刊》，6: 167-191。
郭松民（2016）。〈談談中國買辦知識份子〉，《壹讀》。上網時間：2016年11月25日，取自https://read01.com/4AE6e6.html
陳力丹（2004）。〈當前中國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的特點與問題〉，《國際新聞界》，1: 56-62。
陳力丹（2005）。〈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國際新聞界》，5: 20-23。
陳世敏（1995）。〈感謝詞〉，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彙編》。
陳光興、錢永祥（2005）。〈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台灣社會研究集刊》，56: 179-206。
陳百齡（2001）。〈從國科會傳播專題計劃提案看學門發展生態〉，〉新聞學研究》，67: 25-49。
陳怡安（2014）。〈技術差距、技術進步效應與海歸回流的知識溢出〉，《經濟管理 》， 11: 154-165。
陳昌貴（2000）。《人才回歸與使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陳昌鳳（2016）。〈2013--2017年新聞傳播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暨學科評議組工作會議〉。上網時間：2016年10月1日，取自「新浪微博」http://www.weibo.com/chenchangfeng?refer_flag=1001030101_&is_all=1&is_search=1&key_word=6912#_rnd1475328245449
陳明莉 (2003)。〈台灣學術場域的知識生產、傳播與消費：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出版分析〉，《教育與研究》，5: 1-46。
陳娜、潘忠黨（2010）。〈學術研究的根要紮在現實中，要接地氣——訪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傳播藝術系教授潘忠党〉，《今傳媒》，8: 4-6。
陳桂蘭、趙民（2002）。〈臺灣新聞教育述評》。上網時間：2016年11月22日，取自「傳媒學術網」http://chinamediaresearch.cn/article/53/
陳漢楚（1984）。《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陳衛星、趙玉明（2002）。〈展望新世紀的傳播學研究和教育〉，張國良、黃芝曉編《中國傳播學：反思與前瞻》，頁23-38。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陸丹尼（2005）。〈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留學政策的演變〉，李喜所（主編），《留學生與中外文化》，頁399-419。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陸道坤、白勇、朱民（2010）。〈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問題與對策研究：基於10所高校「千人計劃」入選者的分析〉，《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3: 53-57 。
黄玉（2006）。〈知识分子与国家：对立、依附与融合〉，《开放时代》，第6期。上網時間：2018年5月15日，取自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116&id=1278
單正平（2010）。《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他們與國家關係的歷史敘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Grieder, J. B. [1981].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NY : Free Press.）
單波（2008）。〈如何表現中國傳播的智慧？〉，《新聞大學》，2: 49-51。
程希（2002），〈關於全球化時代留學人員地位和作用的若干思考〉，《中國發展》，1: 55-61。
舒新城（1936）。〈近代中國留學小史〉，《中國近代教育史稿選存》，頁132，上海：中華書局。
項飈（2015）。〈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文化縱橫》，6: 70-79。
馮建三（2016）。〈進步的顏色：評鑒《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傳播、文化與政治》，3：149-158。
黃旦、丁未（2004）。《傳播學科知識地圖的繪製和建構——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傳播學譯著的回顧》，《全球信息化時代的華人傳播研究：力量彙聚與學術創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黃光國（2005）。〈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基礎〉，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57-80。臺北：遠流。
黃典林（2016）。〈激進傳統與產業邏輯:論傳播政治經濟批判的兩種路徑〉，《南京社會科學》，9: 116-137。
黃庭康（2003）。〈布爾迪厄《學術人》（Homo Academicus）導讀〉，《第三屆意識、權力與教育－Bourdieu教育社會學專論研討會論文集》，頁71-89，高雄：複文。
黃順星(2013)。《記者的重量：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1980~2005》，台北：巨流。
黃意植（2008）。《後極權發展模式下的政治甄補：以國家海歸派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瑞祺（2000）。《曼海姆：從意識形態論到知識社會學詮釋學》。臺北：巨流。
楊河清、陳怡安（2013）。〈海歸回流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影響效應實證〉，《經濟管理》，4: 82-93。
楊國樞（2005）。〈本土化心理學的意義與發展〉，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3-54，臺北：遠流。
楊張博、高山行、劉小花（2015）。〈近朱者赤：基於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歸國者跨國社會資本轉移研究〉，《社會》， 4: 177-198 。
葉啟政（1984）。《社會、文化與知識份子》。臺北：東大。
葉啟政（1996）。《台灣地區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及其潛在問題》，《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臺北：臺灣社會學社。
葉啟政（2001）。〈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搓揉遊戲：論學術研究的『本土化』〉，《社會理論學報》，4: 41- 69。
葉啟政（2001）。《社會學與本土化》。臺北：巨流。
葉啟政（2003）。〈台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5: 1-34。
金兼斌、王珊珊（2008）。〈全球化與本土化夾縫中的生存－對海歸傳播學者的研究狀態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3: 76-80。
熊澄宇（2008）。〈一段史實、三點思考——兼論中國傳播學的形態、業態與生態〉，《新聞大學》，2: 40-42。
翟本瑞（2004）。〈全球化對臺灣高等教育影響之研究〉，林本炫、鄒川雄編，《教育與權力：一個批判的分析》，頁199-220。嘉義：
趙月枝（2008a）。〈趙月枝：中國和國際傳播的民主化—中國傳媒改革的未來方向〉，《傳播與社會學刊》，6: 25-27。
趙月枝（2008b）。〈選擇性新自由主義困境？—中國傳播政治的轉型〉，《二十一世紀》，107: 4-14。
趙月枝、鄧理峰（2009）。〈中國的「美國中心論」與中國新聞業和新聞傳播學術的發展——與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趙月枝教授的對話〉，《新聞大學》，1: 39-44。
趙月枝（2010）。〈重現烏托邦：中國傳播研究的想像力〉，《現代傳播》，5: 19-26。
趙月枝（2011）。〈手機之後，是什麼？中國「數字革命」的社會層面再認識〉，曹書樂譯，載趙月枝著，《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頁243。北京：傳媒大學出版社。
趙月枝、邱林川、王洪喆（2016）。〈東西方之間的批判傳播研究：道路、問題與使命〉。馮應謙、黃煜、邱林川編《傳播學大師訪談錄》，頁245-26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趙月枝（2017）。〈全世界馬克思主義批判傳播學者聯合起來〉。取自「察網」 http://www.cwzg.cn/politics/201701/33680.html
趙永華（2009）。 〈俄羅斯新聞教育觀念的轉變與困境〉，《國際新聞界》，4: 58-62。
趙思樂（2018）。《中國的「後89一代」：凝視深淵，抑或忘記大象——（一）誰是「後89」？》。上網時間：2018年5月13日，取自「SOSreader」https://sosreader.com/n/user/@achilleszhao/article/5a93e8fdfd8978000175d811
趙凱、丁法章、黃芝曉（2005）。《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新聞學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趙鼎新（2007）。《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民運》。香港：中文大學。
趙鼎新（2017）。《合法性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大出版中心。
劉少勤（2003）。《盜火者的足跡與心跡——論魯迅與翻譯》。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劉光（1990）。《新中國高等教育大事記：1949-1987》。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劉彥（2016）。〈中國學界大眾傳媒意識形態研究現狀（2000-2015）〉，《國際新聞界》，8: 54-73。
劉海貴（1992）。〈傳播學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沿革與走向〉，《傳播與社會發展》，385-396。
劉海龍（2015）。《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和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劉瑄儀（2016）。〈淺談QS世界大學排名與學術評鑒〉。取自「科技政策觀點」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241
劉兢（2010）。〈當代中國傳媒改革」的海外視角〉，《新聞記者》，7: 59-63。
劉維公（1998）。〈習性（Habitus）與偶成性（Kontingenz）：介紹P. Bourdieu 與 N. Luhmann 的理論〉，《台大社會學刊》，26: 1-51。
劉蓉潔（2010）。《高校海歸教師生存環境與生存狀態研究》。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碩士論文。
樓曉玲、陳昌貴（2000）。〈我國高校留學人員回國後發揮作用狀況與分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3: 89-97 。
潘忠黨（2008a）。〈反思、思維的獨立和研究的真問題〉，《新聞大學》，2: 31-33。
潘忠黨（2008b）。〈傳媒的公共性與中國傳媒改革的再起步〉，《傳播與社會學刊》，6: 1-16。
潘忠黨（2010）。〈依然在仰望星空〉，胡翼青、王怡紅編《中國傳播學30年》，頁726-730。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潘忠黨（2014）。〈潘忠黨教授談博士論文的寫作心得〉，「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418博士之家，學術午餐會．第二季》，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蔡晟德（2013）。《學科與權力：臺灣民俗學學科發展與知識社會學的解析》。佛光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蔡騏（2005）。〈傳播研究範式與中國傳播學的發展〉。《國際新聞界》，4: 48-51。
鄧正來（2000）。〈中國社會科學的再思考—學科與國家的迷思〉，《社會科學總論》，3: 2-14。
鄧正來（2004）。〈對知識分子契合關係的反思與批判—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會科學》，6: 4-11。
鄧正來（2011）。〈對知識份子契合關係的反思與批判〉，《學術自主與中國深度研究》，頁56-73。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鄭也夫（2016）。〈學風丕變的社會成因——與項飆先生商榷〉。上網時間：2017年6月12日，取自「愛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892.html
鄭永年（2009）。《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蕭阿勤（2010）。《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錢理群（2014）。〈我的北大之憂，中國大學之憂〉，《新京報》。2014年8月16日，取自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8/16/content_529541.htm?div=2。
謝強、馬月譯（1998）。《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原書Foucault, M. [1972]. L`arche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鍾蔚文（2000）。〈世紀之交，追尋傳播研究的意義〉，《淡江大學社會學刊》，2000年10月：1-15。
魏玓、馮建三（2009）。〈「示威就是傳播」導讀〉，魏玓、馮建三編《示威就是傳播：台社傳媒讀本》。臺北：唐山出版社。
蘇國賢（2004）。〈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台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台灣社會學》，133-192。
蘇鑰機（1995）〈學術邊陲地區的傳播研究發展-三個中國社會的啟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彙編》，頁39-55。
蘇鑰機（1999）。〈傳播學研究之我見〉，龙耘，袁军，韩运荣編《傳播學在中國：傳播學者訪談》，頁359。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顧玉珍（1995）。〈性別知識的生產-以國內傳播學院的性別論述之生產為例〉，《新聞學研究》，51: 1-31。
龔震（2016）。〈用國際思維話語說好中國故事〉。上網時間：2016年11月16日，取自「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http://www.93.gov.cn/html/93gov/xwjc/snyw/161012110044392969.html。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England:Cambridge Uni. Press.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241-258). New York, NY: Greenwood Press.
Bourdieu, P. (1988) Homo academicu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N. Nice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0).
Bourdieu, P. (1993a).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UK: Sage.
Bourdieu, P. (1993b). The field of culture p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 Wacquant,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Casanave, C. P. (1998). Transitions: The balancing act of bilingual academic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7(2), 175–203.
Cheng, L. (2005). 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The U.S.-China education exchanges 1978-2003.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Deng, W. (2016).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model in change: Negotiation with western power. In C. P. Chou & J. Spangler (Ed.), 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in a global age (pp. 121-132). Singapore: Springer.
Edmunds, J. & Turner, B. S. (2002). Generations,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Open University.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Gamble, A. (1994).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Hampshire, UK: Macmillan.
Grenfell, M., & James, D. (1998). Bourdieu and education: Acts of prac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PA: Falmer Press.
Hang, H. (2002）. Overseas studies and the rise of foreign cultural capital in modern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7(1), 35-55.
Hayhoe, R. (1984).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western academic exchange [Special Anniversary Number (8): Educ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20(1), 39-56.
Hayhoe, R. (1990). China`s returning scholars an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China Quarterly, 122, 293-302.
Hayhoe, R. (1993). China`s Universities since Tiananmen: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34, 291.
Li, H. (2006). Returned stud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30(2), 5-29.
Lampton, D. M., J. A., & Williams, K. M. (1986).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Lee, C. -C. (Eds.). (1990).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Lerner, D., & Lasswell, H. D. (1965) . The policy scie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1977). Capital,1.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of Random house.
Mannheim, K.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K. Mannheim (Ed.), Essays on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UK: RKP. (First Published 1923)
McAdam, D.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yer, D. S., & D. C. Minkoff. (2004).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Social Forces, (4)
Peck, K. (2014) .The impact of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1979-2010, Psi Sigma Siren, 8(1), Article 4. Available at: http://digitalscholarship.unlv.edu/psi_sigma_siren/vol8/iss1/4
Readings, B. (1997). The University in ruin.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chmond, Y. (2003).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chott, T. (1988). Ties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the scientific world-system: accumulation of rewards, dominance and self-reliance in the center.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4 (2):112-144.
Simmel, G.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K. H. Wolff. Trans & Ed.).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Smythe, D. W. (1994). After bicycles, what? In T. Gubeck (Ed.).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 230).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wartz, 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ttanavitukul, P. (2003). Hai Gui: The sea turtles come marching home. Available at www.apmforum.com/ columns/ chinal9. htm
Wyatt, D. (1993). Out of the sixties: Storytelling and the Vietnam genera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ang, L. (2005). Does a western education produce more enlightened Chinese officials, or merely better equip a new generation of tyrants? Available at http://www.hri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PDFs/CRF.3.2005/CRF-2005-3_WESJ_Boomerang.pdf
Zhang, X. (2011).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Hegemony: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party-stat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 103-115.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Zweig, D. (1997). 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Politics vs. Economics in China`s brain dra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2(1), 92-125.
Zweig, D., & Changgui, C., & Rosen, S. (2004).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human capital: Overseas and returned scholars to China. China Quarterly ,179 735-58.
Zweig, D. (2006). Is China a magnet for global talents, Horizon, 9(2): 70-72.
Zweig, D., & Chung, S. F. (2008). Redefining the brain drain: China`s `Diaspora Op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13(1), 1-33. |
| Description: |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博士班
1014515061 |
| Source URI: |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1014515061 |
| Data Type: | thesis |
| DOI: | 10.6814/DIS.NCCU.PDC.004.2018.F05 |
| Appears in Collections: | [傳播博士班]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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